伴隨著2024年初的選舉結束，台灣的綠、白、藍三大黨都將《人工生殖條例》的修訂列為立法優先事項。2024年5月14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預告了相關條文的修正草案，其中最大的爭議莫過於「代理孕母制度」。這不僅挑戰了傳統的生母恆定原則，從歐洲議會的角度更是赤裸裸的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
人工生殖的倫理挑戰
首先，試管嬰兒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或 ART）是科學上的一大進步，使患有生育障礙的夫妻能實現生育，更是終結了傳統文化中「以不孕為藉口的納妾陋習」。然而，新興科技也帶來了新的倫理挑戰。如：ART對婦女的健康有風險，如排卵藥物使用和妊娠中的其他健康風險（如產前或產後憂鬱症）。減胎手術在高風險妊娠中仍有發生，這涉及另一生命的終止，是人工生殖中的重大倫理爭議。
第二，ART中的取卵過程會對卵子造成物理性傷害，與自然生產相比，人工生殖出生的嬰兒出現天生缺陷的比例顯著較高。這是國家制定《人工生殖條例》時未充分考慮的問題，即生命在ART過程中面臨健康風險的倫理爭議。
第三，《人工生殖條例》中使用非夫妻關係第三方生殖細胞的爭議也值得關注。這不僅存在近親亂倫的風險，更嚴重的是直接傷害兒童的人格健全發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規定，兒童有權知道其父母是誰及與父母共同生活的權利。在台灣，使用第三方生殖細胞所誕生的孩子，其得知血親的權利受到法律限制，這相當於國家機構性地對兒童進行欺騙，剝奪他們了解家族遺傳病史和、血緣父母共同形塑人格及繼承其血緣父母財產的機會。
面對倫理的挑戰，我們必須深思，是否僅為滿足成年人的需求，就可以制定法律，賦予他們決定另一個幼小生命未來的權利？法律是否應認可，讓成年人決定一個生命的誕生，是建立在剝奪其與血緣父母共同發展健全人格的機會上？讓生命在出生前就被定奪不平等的命運，是「大惡」。
結果平等vs.機會平等
爭取修改《人工生殖條例》的一方主張應對每個人開放ART，而不僅限於不孕症患者，這是一種以結果平等為出發點的論述。然而，從社會共同利益的原則來看，國家公共政策應該以機會平等為施政方向，即確保不孕症患者有機會如同其他夫妻一樣生育後代，而非保證每個人都能獲得自己DNA的複製品。
另外，將「男女婚姻的結合」與「同性愛情的結合」以結果平等作出比擬有客觀的矛盾。釋字第748號解釋將其範圍限縮在二人間，即是僅針對於《民法》的「婚姻章」作出解釋、且「不及於其他」(理由書第18段)。這意味著，從憲法的角度，「二人永久親密關係」的範圍並不能夠自動延伸到生孕。從生物科學的角度，生孕需要一位父親和一位母親，兩位相同性別人士可以相愛，但是其生理機能實不同於男女二人，無自然產出DNA後裔之可能。因此以「結果相等」作出訴求實乃是無視兩種組合間的生理差異之論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