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針對「資本主義自由化」危險的譴責並不新奇，我們可以在後天安門事件時期，乃至一九七九年毛澤東逝世後時期宣揚「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的魏京生被捕事件上看到。從一九九一年開始，針對戈巴契夫是「社會主義叛徒」的譴責也層出不窮。二○○四年，剛剛__就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就曾宣稱：「正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所宣揚的開放政策和多數主義，他成功地迷惑了蘇共和蘇聯人民。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正是因為他所施行的這種『西方化』和『資本主義自由化』。」
習近平的上任使得針對「和平演變」傾向的壓制措施變得愈來愈強。二○一三年，中共下發了一份著名的內部參考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又稱九號文件），直接地攻擊例如憲政、直接選舉、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多黨制度等西方價值觀。我將在後文著重討論習近平是怎麼樣強化黨對軍隊的控制，但從黨中央的這些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黨內高層是如何對蘇聯政權解體這件事情感到焦慮的。是不是我們就可以認為中共正在懸崖邊緣搖搖欲墜呢？當然，我們可以說當時的習近平想要警告他的同僚，說服他們要更嚴肅地對待和打擊腐敗現象，想要推進改革，而不是去削弱一黨專政制度。這就是為什麼在二○一三年時習近平選擇以強力、無情的方式打擊憲政運動，不論這場運動是如何試圖從習近平「把權力放進籠子裡」的理論中獲得資本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反對任何稱得上顯著的政治改革，只允許那些改善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以及自二○一三年開始現代化司法系統的司法改革；這也是為什麼他比其前任更強調集中權力，將他的「思想」寫入黨章中，並在二○一八年透過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習近平以及他的前任對於蘇聯解體的態度，也解釋了為什麼共產黨高層對於那些違背一黨專政制度的措施那麼反對，以及為什麼他們會選擇推行那些政治上的改革：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穩固現有政權，確保它能夠長期存活。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
只有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之所以官方會說這場反腐運動是「史無前例」的，正是因為它同時針對「老虎」和「老鼠」，也就是那些牽扯進「罪行」之人，不管官位軍銜高低。這場運動使得中共能夠鞏固權力，並使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垂直問責」更加高效，因為正是這個機構系統主要負責這場運動的推行。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由王岐山掌管，二○一七年到現在由趙樂際掌管，他們都是習近平身邊的心腹；中央紀委在這場運動開始後下訪巡視的次數變多，常常進駐省級政府、國務院部門、國有企業和其他公共機構；此外，從二○一二年開始，地方層級的紀委開始歸更高一級的紀委管理，而非此前的同級黨委會管理，因為此前的管治結構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紀委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