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就任後，政府對異見人士、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壓制日益增加，坊間就此已有諸多討論。對於這一點，我不會提出質疑：自二○一二年以來，諸多國家安全相關的決策、法律和政令都試圖更高效地阻斷任何挑戰中共權威的活動，試圖在搖籃中扼殺任何對他們的挑戰。這些舉措包括：二○一三年在習的指示下，通過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隨之而來的關於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和非政府組織的法律、二○一五年七月大規模地對超過二百名人權律師的逮捕，大部分這些人權律師在稍後被釋放，但仍處於嚴密的監視下。時至今日，黨有能力運用各式各樣的科技方法（像是社群媒體、臉部辨識等），動員大批線民（根據裴敏欣的說法，約有一千六百萬人之譜），確保對民眾的監控。
儘管如此，這種壓制政策的連續性可能比大眾所想像地要強得多：它可以溯源至天安門事件，乃至一九七九年時對「民主牆」的封禁以及對魏京生的逮捕。從那時候開始，中共以及它的安全部門就開始持續監視異見人士的活動。一九九八年江澤民下令解散中國民主黨並逮捕它的所有政治領袖；一年後，他下令禁止法輪功運動。法輪功是一個佛教的宗教組織，在軍人和老年人群體中十分流行，以練習「氣功」為主要手段，並一直尋求在全國範圍內的合法地位。有些人期待在二○○二年胡錦濤繼位後一些政治改革得以施行，但這種希望很快便消失殆盡。二○○八年，胡政府就在《零八憲章》發表前夕逮捕了劉曉波；《零八憲章》是一份宣揚逐步民主化的聯名文件，一開始超過三百名中國學者都參與了連署。一年後，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隨後他在監獄中度過了九年，並於二○一七年因癌症末期逝世前一個月才被允許保外就醫。二○一○年十月的時候，中國政府猛烈抨擊了諾貝爾基金會授予劉曉波和平獎的事情，並因此對挪威施加了強而有力的制裁措施。
就算這樣，一些觀察家依然認為習近平的前任們有意圖進行政治改革和開放，但我相信他們並無這種念頭。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江澤民致力於建成一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但這並不代表黨國體制有意讓司法系統獨立於黨運作，也並非對那些挑戰政權的人持寬容態度。胡錦濤的計畫也同樣如此，就算他想要推動這種虛無縹緲的黨內民主，這也完全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共和國民主化」的第一步，他對那些想如此做的異見人士也毫不寬容。在二○○三到二○一三年間，溫家寶總理曾多次呼籲重啟「政治改革」，宣稱基層民主選舉可以被擴展到更高的層級（鄉鎮乃至縣級）。結果是，這些努力似乎多半是基於想要提升中國海外形象的願望，而非真正做出什麼改革。不論如何，當溫確實做到施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坊間對這些行為的誤讀從未消失：實際上，從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宣揚「政治體制改革」開始，這個概念只是為了改善、現代化乃至穩固黨國體制對中國社會的領導以及改善管治手段，而並非為了最終結束一黨專政制度。套用一個很有名的論述，這些改革完全是體制內的改革，體制外的人根本無法觸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