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孔孟學説著重道德教化，充滿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德論說，是入世、現實主義的實用哲學。古希臘人則以神話的無窮想像力，以窮根究底的研究精神，探究宇宙的奧秘，深入挖掘生命的意義，著重在「說理」，如迪卡爾、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有名的「詩學」（poetic) 即是以富有科學精神的邏輯思維，來論述文學的功能。他在「詩學」中指出，希臘悲劇等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是透過人類潛意識深層罪惡感的挖掘與展現，如「伊底伯斯王」弒父娶母的慘絕人寰悲劇，讓觀眾觀賞時震駭不已，經由觀劇時懼怕的洗滌，從而提升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高貴情操，對人的處境有更深層的認識，而戒慎恐懼。這是以科學研究的觀點，探究文學的教化功能。
中國古文學則受到孔孟道德論説的影響，認為文學作品必須「文以載道」；因此，中國古代論說文充滿道德論的作品，缺乏西方論說文以邏輯思維的說理，來論述人類生存發展之道，如培根的「知識論」等。在小說、戲劇方面，中國古文學更是缺乏像莎士比亞、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樣深入探索人類命運的偉大作品，除了《紅樓夢》以外。
由於古代中國人民的敬天畏神，對於大自然的觀點，也傾向於跟大自然和諧共存。這是很現實的人生觀；中國與自然共生的人生哲學，跟西方探究、征服自然的人生觀有很大的差異。蘇東坡、陶淵明的詩詞，即彰顯了中國「天人合一」，與大自然和諧共存、安身立命的文化。
相反的，美國作家梭羅的《湖濱散記》，以西方實證哲學的觀點，實地紀錄大自然晴雨、晨昏不同的景觀，挖掘大自然的奧妙，從而演繹出人要如何跟大自然相處之道。 他以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探究大自然的奧秘，寫出兼具理性與感性、充滿哲理的散文。
因為西方人有探究大自然的精神，他們勇於征服大自然，因而能夠不斷地往前邁進，發明創造。反之，華人安於現狀，比較務實，想跟大自然和諧共處。台灣人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缺乏征服大自然的精神，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維下，務實的安身立命哲學，雖然讓我們生活得比較安逸，但正是缺乏窮根究底的科學精神，我們在研究、創造上，及其他須費神研究開發的領域，因安於現狀，讓台灣無法勇敢地克服政經困境，大步往前邁進。
這種源自東西文化差異所帶來的不同處世方法，影響了我們社會與國家的進步。小確幸因此成為現今台灣人民追求的目標，但我們也只能在皎潔的月光下談天說地，無法進一步征服月球，到月球上探秘，踏出人類的一大步。
＊作者為退休駐美外交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