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國參與韓戰的學術研究，國內外學術界直到最近才開始進行。過去，韓國媒體對駐韓華僑和中共逃亡者組織的「Seoul Chinese支隊」(SC支隊)活動有若干報導，但證實中華民國參戰的史實，只有三年前徐相文博士發表的學術論文。韓戰爆發後，蔣介石立即提出派遣三個師的建議，但遭到李承晚和華盛頓的拒絕。美國一直沒有理會蔣介石的提議。然而，1950年10月中共軍隊參戰後，局勢改變。麥克阿瑟司令部指示駐韓美軍，為了審問共軍俘虜、進行心理戰、敵後偵察及游擊活動等需要，聯繫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邵毓麟，請其派遣國民黨軍隊。
因應這一變化，中華民國動員國民黨軍事情報系統的人員和南韓華僑進行心理戰和資訊戰。邵大使接到蔣介石指示後，自稱「心理戰總司令」，並在南韓部署華僑。被選拔的國民黨軍人員以美軍文官的身分，從事散發傳單等心理戰，以及審問囚犯、安撫囚犯、運送到臺灣等非正規戰活動。同時，SC支隊也與韓國軍方的HID(情報部隊)合作，進行針對敵軍後方的偵察及游擊活動，取得了顯著成果。
主要內容─
蔣介石提議韓國戰爭(以下「韓戰」)結束後立即派遣三個師，但遭到李承晚和美國的拒絕。
蔣介石派遣特務，企圖擴大在南韓國民黨組織。
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邵毓麟自稱「心理戰總司令」
身為美軍文官，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散發傳單、審問共軍俘虜、綏靖、運往台灣等心理戰。
居住在韓國的中國居民與韓國軍方HID合作建立SC支隊並進行偵察活動。
提出這個主題的動機
在我們對所爲「台灣問題」(臺灣有事)袖手旁觀、彷彿與我們無關的氛圍下，試圖重溫台灣上世紀參與韓戰的歷史事實，對於喚起輿論來說並非沒有用的。
中華民國(以下簡稱「臺灣」)參與韓戰也是國內外學術界直到最近才開始研究的新事實。韓國媒體報道,「首爾華人」（Seoul Chinese）主要由居住在韓國的華人、一小部分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勢力以及逃離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的叛逃者組織起來的「SC支隊」)的形成和活動，唯一的學術論文是筆者在大約三年前發表的。基於此，在紀念韓戰爆發74週年之際，我想向台灣學術界介紹中華民國參與韓戰的情況，並與近代史研究所的專業學者討論和思考研究成果及其意義。
台灣何時、凭什麼契機、為何參與韓戰? 參戰的規模、性質、表現、意義如何? 對於研究韓戰多年的作者來說，有幾個明顯的情況表明國民黨軍隊可能參加了該戰爭。隨然台灣國防部開始公開所藏的韓戰相關資料已有數年，但尚未公開證明國民黨軍隊參與韓戰的一手資料。因此，筆者在幾年前就透過台灣駐韓代表部武官正式要求台灣國防部揭露或提供可以證實國民黨軍隊參與韓戰事實的相關档案資料。
不過, 台灣駐韓武官回應稱，現在發布有關「台灣參戰」的資料還「為時過早」。 這個回答可以理解為間接承認台灣參戰，但截至目前，國民黨軍隊的出動規模、編制和人數、隸屬關係、武器裝備、與美國或韓國軍隊的合作狀況，主要活動和返回時間尚不清楚，這意味著無法透露詳細資訊。筆者根據十多年來收集的材料進行研究，將台灣參與韓戰的背景、過程、時期和活動大致歸納為四點。
首先，美國一直拒絕了蔣介石派出國民黨軍隊的提議，但1950年10月下旬中共戰俘在韓戰中被俘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駐日聯合國軍司令部和駐韓美軍第8軍，認識到對中國軍隊進行心理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次透過台灣駐韓大使邵毓麟要求台灣政府派遣心理戰特工。
第二，徵得台灣政府行政院同意後，外交部長、參謀長、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台灣國防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進行了多次選派特務。雖然他們不是國民黨軍的戰鬥軍種，而是非戰鬥軍種，但他們作為正規軍的現役心理戰士兵和駐韓華僑也秘密參加。
第三，進入韓國的台灣特工，要麼隸屬美軍，要麼獨立為美軍收集情報、進行心理戰，分屬國民政府調查局、國情二處國際情報局等三個部門。他們的總指揮是台灣駐韓國大使。
第四，為了貫徹蔣介石的反共意志，國民黨特別派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副主任陳建中赴韓國，進行特務工作與指揮領導由在南韓居住反共的民間組成的軍事團體「Seoul Chinese支隊(SC支隊）」。 特務要員和SC支隊活動費用也由在台灣駐韓大使館管理下國民黨資助。
下面我們就來詳細介紹一下。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突然入侵韓國，為蔣介石改變對中共政策提供了機會。直到當年6月1日，蔣介石仍未放棄透過對話和平解決的努力，例如派遣特使到大陸再次與中國討論國共合作問題，但一旦韓戰爆發，該計劃取消。抓住韓戰絶佳機會的他轉向將對中共的軍事反應擴大到朝鮮半島。
6月27日，蔣介石首先向總統李承晚發出緊急電報，通知他將採取「有效」措施支援韓國，同時也通知台灣駐韓國大使邵毓麟，國民黨將首先提供三個陸軍師宣布決定向韓國提供20架運輸機。此外，臺灣駐美國大使顧維鈞、胡適訪問白宮，要求美國總統杜魯門提供船隻支持, 並在5天內向韓戰戰場運送國民黨軍3個精銳師和20架飛機，因為他們將被派往韓國。
依蔣介石指示，於6月26日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國民黨軍精銳第52軍，已完成一切參戰準備，正等待從台灣北部基隆港出發的命令。準備運輸這些部隊的C46運輸機多達20架。這些運輸機已被命令在五天內出動。
6月30日，蔣介石也向聯合國軍提出向韓國派遣3個陸軍師3萬兵力和20架運輸機的建議。但由於擔心中共軍參戰的美國和英國的反對，這項提議並未被接受。 當時美國政府內部，麥克阿瑟司令的贊同強調國民黨軍隊參戰的必要性，而國務卿艾奇遜則強烈反對，認為國民黨軍隊的出動會導致朝鮮半島戰爭將會升級與蘇聯和中共的共產主義陣營進行全面戰爭，遭到了艾奇遜卿的強烈反對。最後，杜魯門總統站在了艾奇遜這邊。
蔣介石擴大了國民黨在南韓的組織。但蔣介石並沒有放棄。 他再次向7月底突然訪台的麥克阿瑟提出國民黨軍隊參戰問題。
就在兩國領導人就台灣參與韓戰問題提出意見時，李承晚總統也表明了不願派兵的立場，因爲他擔心國民黨出兵不僅會導致中共介入朝鮮半島戰爭，還會導致美國對韓國軍隊支援武器、裝備和物資的下降。李承晚總統的目的是遏制駐紮在韓中邊境地區的中共軍隊，希望蔣介石將國民黨軍隊登陸台灣海峽對岸而不是朝鮮半島，攻擊中共軍隊。
此外，蔣介石也加速了國民黨在南韓的組織擴張。駐韓國民黨特工從前年的7人增加到數十人，截至1950年3月，台灣政府國防部和內政部系統的特工共35人展開以台灣駐首爾大使館為基地的執行任務。 各主管部門特工分別為國防部二廳國際情報局武官王武隨員、王繼賢副武官，國防部二廳保密局七名特工，內政部調查局成員26人。
同年9月，蔣介石透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謀求黨、政、軍全面變革。國民黨海外機構的重建和重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國民黨根據蔣介石的改組指示，開始在韓國建立國民黨支部，在首爾、仁川、釜山等主要城市共有約20個分部或小組。有2000多名國民黨黨員在這裡工作。
1950年10月，中國軍隊參戰後，蔣介石在《紐約時報》等美國主要報紙上四次宣布軍事計劃，意在為國民黨出兵抗戰製造正面輿論。提議向白宮派遣國民黨軍隊也是其中的一環節。10月15日，他進行了國民黨陸軍成立以來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軍事訓練。在這次以海空軍支援陸軍的形式進行的聯合軍演中，國民黨軍隊被評價為展現了與以往不同的現代戰爭能力。
12月4日，蔣介石再次電告李承晚總統，希望他允許國民黨出兵，即使是間接出兵。由於此時中共軍隊參與了韓戰，自由陣營就不得不放棄以往與敵人妥協的老式政策，做出強烈反應，並表示他自己將與共軍抗爭。
這項提議也沒有得到李承晚的同意。這次，李承晚透過向台灣方面表示，希望派國民黨軍隊前往中國大陸發動反攻，間接表達了自己的反對。
蔣介石參戰的努力並沒有停止。12月8日，他發表聲明稱，如果聯合國軍以海空軍支援國民黨軍隊，就會對中共發動反攻，那樣的話，聯合國軍將能夠扭轉處於守勢的朝鮮戰全局。三天后，他又透過美國媒體表示，即使美國能夠盡最大努力以海空軍協助保衛台灣，也不應該要求台灣政府停止「大陸反攻」。
隔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 呼籲全民一致團結，反共勝利，並宣布「反共大陸」。 1月10日，他也發表聲明稱 : 並沒有改變向南韓提供軍事支援的政策，美軍沒有必要參與國民黨軍隊的大陸反攻，希望只提供作戰物資。如此, 儘管蔣介石多次堅持要參加韓戰，但現有杜魯門政府不向國民黨出兵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華盛頓不能接受向台灣派遣正規軍的立場沒有改變。 而且，針對中共軍隊參戰也不是沒有做好準備。 1950年7月末，麥克阿瑟會見蔣介石時，麥克阿瑟的情報參謀威洛比少將要求台灣政府提供一名國民黨軍隊的軍官，不僅會說英語，而且了解中共軍隊，從很早開始，就對收集中共資訊感興趣。應此要求，台灣國防部第二廳第三組(國際情報組)負責，將26人名單轉發給美國武官挑選。此後，官員名單又被提供了三次。
然而，全面的變革在1950年10月中旬中共軍隊秘密介入之後開始。不料，由於審問了韓國軍陸軍第1師先頭部隊抓獲的一名中共軍戰俘，確認了中共軍隊參戰，同時這一事實傳達給威洛比後，日本東京麥克阿瑟司令部的情報人員，透過心理戰收集情報、了解敵人，對付意想不到的「新敵人」━中共軍隊，就成了當務之急。無論是資訊戰或心理戰，美軍在遂行作戰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對中共軍隊瞭如指掌的國民黨軍隊進行配合。
在美國駐台聯絡小組的幫助下，美軍將美軍第8集團軍情報人員滲透到中共軍隊駐紮地區，收集軍事情報和動向訊息，並從11月開始，調動心理戰部隊，對北韓軍隊和中共軍隊也開始展開心理戰，包括散發傳單。
尤其是教育程度較差，密集散發中文傳單向80%以上的軍人不識字的中共軍人宣傳北韓侵略戰爭的眞相。
根據美國遠東軍司令部心理戰部留下的紀錄，光是1950年12月5日一天，美軍就散發了14,257.6萬份傳單。其中，B29轟炸機在前線向中共軍隊散發了9類共1476萬份中文傳單。同月28日，也共散發了72種韓文傳單和14種中文傳單。另外，由於所有被美軍俘虜的中共軍隊戰俘都想去台灣，需要審問他們，說服他們皈依，收集敵方戰爭動向，開展心理戰和敵後遊擊戰。
這樣，美軍在需要有能力解決對中共軍心理戰問題的國民黨軍隊的幫助時，不得不聯繫台灣駐韓大使館。 1950年11月5日之前，美國已多次請求台灣駐韓大使館在針對中共軍隊的心理戰方面進行必要的合作。與台灣政府有關美國第8軍心理戰的所有談判均由美國教授保羅·林巴格(Paul Linbarger)以現役上校軍階軍官的身份進行。
在心理戰中，美軍針對中共軍的宣傳廣播始於1951年1月。從此，原隸屬美軍遠東司令部情報參謀部負責心理戰工作的新組成的美軍第8集團軍作戰參謀部心理戰司(PWD·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接手了美軍遠東司令部心理戰工作。監督工作已經開始。正是從同年1月底，美軍的心理戰開始認真運作，美軍與台灣駐韓大使館的相互接觸開始變得更加頻繁。
台灣駐韓大使館利用戰局這項變化，就建議 : 不僅在地面部隊前線和空中飛機使用擴音器宣傳、散發傳單、廣播、攝影、兒歌等方式，還動用中共軍人(特別是那些來自國民黨軍隊的中共軍), 又建議使用可能導致叛逃的心理戰宣傳計劃。美國軍方表示將接受所有這些建議，並通報了正在與華盛頓當局和東京聯合國司令部派遣的美軍心理戰專家合作。
台灣大使館試圖與麥克阿瑟討論這個問題。目前還不清楚他們是否真的與麥克阿瑟交換了意見，但在麥克阿瑟的情報參謀威洛比中將和美國第8集團軍司令部的層面上，達成了相互合作的原則。隨後，台灣大使館多次與美軍協調，不僅向美軍派遣國民黨心理戰特工，也派遣居住在南韓的華人到美軍情報部門。
1951年1月30日，美國駐韓大使武草與邵毓麟大使就戰爭情勢交換意見後，再次大略在2月初左右要求邵毓麟派遣特工支援美軍心理戰。
2月7日，邵毓麟以密電向台灣總統蔣介石、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參謀長、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報告了這項要求。此時，蔣介石總統的長子蔣經國是國家安全局副局長，但實際上，他是這個機構的負責人，也是台灣情報部門的最高官員。邵毓麟派遣大使館副武官前往位於大邱的美軍第8集團軍總部，與美軍合作。他也要求本國政府提供具體指示，包括預先宣傳指南和技術問題。
雖然這是心理戰而不是戰鬥，但蔣介石將美軍請求支援軍事行動視為反攻中國大陸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目前尚不清楚美軍向台灣大使館提出的支持請求是否得到了華盛頓的批准。不過，可以說，國民黨參戰是非官方或暗中所容忍的，至少是麥克阿瑟總部所容忍的，即使不是白宮。因爲如果沒有麥克阿瑟的指示或意圖或沒有他的默許，這是不可能的。
2月10日前後，台灣駐韓大使館響應美國第8軍關於選派國民黨心理戰特工協助對中共心理戰的請求，決定選拔能說英語、日語、能說最高級漢語、對中共軍隊有深入了解、思想健全、身體健康、有宣傳行動經驗的人員作為心理戰特工。
2月7日，就這樣，要求台灣政府挑選國民黨心理戰特工並等待的邵毓麟，在國民黨心理戰特工從台灣派遣前，先由台灣駐韓大使館挑選會說英語和日語的14名國中學生、高中和國小的師生。隨後，2月15日，他們被派往位於大邱的美軍第8軍總部接受短期訓練，隨後被分配到各部隊處理口譯、審訊、心理戰等工作。
當天，美國駐韓大使穆卓要求邵毓麟大使暫時不要透露這一事實，並高度評價台灣大使館派出的華僑出身的心理戰特工的角色。台灣大使館的杜姓副武官與美軍僱員中國系士兵趁農曆新年期間聯合國軍攻勢，乘飛機飛往前線進行宣傳通過揚聲器。在這種宣傳的煽動下，一些前國民黨軍出身的中共士兵投降了。
1951年6月左右，中韓顧問們分配到美國陸軍心理戰團部，作為正式機構的一個部門。心理戰部隊的負責人是美國人，但實際操作人員大部分是中國人。中國顧問和韓國顧問一樣，負責對書面文件中中文單字和句子的使用提供糾正和建議。
這樣一來，戰爭初期，美軍和韓軍動員進行心理戰的，都是旅居韓國、屬於親國民黨的華僑。截至1952年9月和10月，光在南韓就有約18,000名華僑，其中大多數集中在首爾(3,563人)、仁川(3,690人)、釜山(4,182人)和大邱(1,275人)。
當時，在南韓的華人受台灣大使館的管理，就像住在北韓的華人受中國駐平壤大使館的管理一樣。這些中國人在台灣大使館宣布了參戰的意向，邵毓麟大使將此事報告給了本國政府，以保護和管理本國公民。據此，華僑參加韓戰是由台灣政府批准，並由台灣國防部管理。
據邵毓麟回憶，截至1951年6月5日，共有66名在韓華僑青年參與心理戰。他們被分配到兩個部門：美國軍事心理戰部隊和情報部門，以及韓國軍事情報部門。這66人中，27人去了韓國軍事情報部門，39人參加了美軍的心理戰。
自願參加心理戰的華僑們大多是中學生或中小學教師。這場心理戰的參與者中有當時首爾一所「華僑小學」校長陳國梁。
被派往美軍情報審訊單位的華僑青年，優先進入美軍各部隊的情報部門G-2。這是因為這個機構是美國軍事情報機構設立的，負責審問中共軍戰俘並蒐集情報。此外，他們會被分配到
日本的美軍遠東司令部情報部(G2)、戰犯調查科(WCIS·Wa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ection)、防諜隊(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刑事調查部(CID·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平民教育部(CIE)系統的韓國部隊下屬單位的可能性不可以排除。
幕後指揮這些參與心理戰的華僑就是邵毓麟大使。他有心理戰經驗，在抗日戰爭期間應國民黨中宣部的要求進行反日宣傳工作。他稱自己為「中國心理戰部隊司令」。
進入1951年春，韓戰開始呈現以北緯38度線為中心的自由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持續交戰的形式，雙方都無法完全壓制對方。大約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召回了
邵毓麟大使，並任命他信任的王東原為新任台灣駐韓國大使。隨後，除了現有的台灣大使館員工外，還有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情報人員和特務來到韓國。大約在1951年2月，負責海外業務的調查統計局特工抵達韓國。
當時，來自中國的台灣公民韓晟昊(曾任韓國華僑協會會長)是台灣內政部調查局的特務，負責組織訓練第二課長。韓戰爆發後，他受國民黨徵召，前往台灣接受國民黨「特訓」，1951年2月返回韓國，在國民黨軍隊中任少校軍銜。他是民間人士，國民黨黨員，表面上是臺灣大道通信社駐韓特派員，實則是台灣內政府調查局東北區辦事處第一課長、在臺灣國內最高情報機關的中統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照査統計局)」的首爾情報站長。而「臺灣大道通信社駐韓特派員」這個頭銜，其實是「調查局」的代號。
韓晟昊曾經告訴過筆者，秘密派往韓國參加韓戰的臺灣情報組織有三個系統, 卽由約40名成員組成的臺灣內政部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調査局)、臺灣國防部第二辦公廳國際情報局、被稱爲第六組(大陸組)的國民黨軍陸軍情報局等。
入韓後，原為國民黨情報機構的調查局改名為「東北局」，負責朝鮮半島及華北、東北三個地區。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管理在韓華人社區，開展政黨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文化運動和教育運動，並與韓國治安警察協助。 國際情報局是韓晟昊所屬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査統計局)的後身。他記得入境韓國的大概有六、七個人。
陸軍情報局與台灣駐韓大使館武官處一起活動，主要針對韓國軍和美軍。根據韓晟昊的證言，陸軍情報局透過與韓國憲兵司令元容德頻繁接觸，與韓國憲兵進行協助, 並李承晚總統的命令下, 與領導肅淸韓軍的特務部隊司令金昌龍的頻繁接觸，進行了合作。
邵毓麟表示說，這三個系統的台灣情報人員約有40人，此也許是第一輪選拔的人數。加上此後數次進來的工作人員，總共約有一百四十人。工作人員數量之所以增加，是因為這三個組織派遣了許多要員進入韓國，似乎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勢力或謀取功績。所以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摩擦是非常嚴重的。台灣駐韓大使及陳建中全面指揮，監督朝鮮半島戰局、涉華情報的收集和運作，以及對中共軍戰俘的工作。
來韓的國民黨調查局系統的特務人員被派往大邱美軍心理戰部隊，支援美軍心理戰和情報收集活動。此時，駐韓美軍有兩個單位負責對共產黨軍隊進行廣播宣傳，第一個宣傳廣播單位位於大邱。該部隊直屬美軍第8集團軍G-3心理戰課。
大約在美軍動員南韓華人進行心理戰的同時，獨立於內政部調査局的台灣國防部也開始從國民黨軍隊中選拔和派遣特務人員支援。
國防部第二廳負責心理戰人員的選拔和派遣。當時國防部第二廳長是後來擔任台灣陸軍參謀長的賴名湯。國防部第二廳在黃仁霖將軍擔任國民黨陸軍後方作戰支援司令部副司令兼「特勤處」處長的，兩次針對有英語翻譯經驗的人過去在中國大陸的軍隊中，心理戰特務是透過英語口語和筆試後被選拔的。第一輪入選的人員再次到美國駐台灣大使館武官部登記，辦理護照簽發和簽證手續，並再次參加由美軍主辦的英語測試。
經過這個過程，最後選出了20人。他們的國籍都是台灣人，但身分卻是經國防部第二廳批准受僱於美國陸軍部的文官卽是DAC(Department of the Army Civilion)。他的頭銜和軍階在美國政府文官體系中為GS-6，相當於美國陸軍的準尉或少尉。聘期為一年，合約到期可續約。此外，待遇每月還收到約300美元的薪水。這份薪水是當時台灣一般公務員每月約15美元的20倍，是前所未有的待遇。
第一批人員於1951年3月9日晚從台北出發抵達東京，領取了美國陸軍部頒發的DAC身份證以及工作所需物品，如軍服、軍帽、軍靴、內衣等。除了他們的製服和帽子上沒有軍銜外，他們享有與美國陸軍相同的地位，並獲得與美國陸軍相同的物資。
隨後，他們被轉移到位於大邱的美軍第8集團軍總部，大約一週後，他們再次被分發到各地的美軍部隊。也就是說，10人被分配到東線美軍第10軍下屬的521軍事情報連(521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mpany)，其餘的則被派往西線美軍部隊。
第521軍事情報連是軍屬獨立單位，約有100多個人，主要任務是審問戰俘。部署到美軍部隊的台灣美軍文官被美軍士兵稱為「中國翻譯」(Chinese interpreter)或「戰俘審問官」(interrogator)。 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東海岸前線海軍陸戰隊第1師的第163軍事情報隊特遣隊(當時簡稱為「163MISD」，史密斯上尉)和位於首爾的第302部隊一起駐紮在巨濟島。
第163軍事情報隊隊無論從單位編製或人力都比第521軍情連小。其中一些被指派執行必要的程序和翻譯工作，以便在停火談判期間將想要前往台灣的中共軍反共戰俘帶回台灣。
除了國民黨特務之外，審問中共軍戰俘的還有華裔美國人、會說英語的中共軍戰俘、會說英語的日裔美國人和韓國人。許多日裔美國士兵來自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亞，因為他們說日語，北韓軍和中共軍士兵看到他們以為他們是日本人。
台灣特務也偽裝成牧師審問囚犯並進行安撫行動。他們在戰俘營內自稱為「華僑商人」，接近中共軍戰俘，並參與了一項行動，以確定戰俘營中的戰俘中有多少中共黨員以及其中有多少人是前國民黨軍隊成員。
他們也被部署到心理戰作戰中，例如空中廣播和散發傳單。使用飛機進行擴音宣傳的工作由美國陸軍第8心理作戰處航空組負責，該組由38人組成，並擁有中國語和韓國語的廣播人員。出動的飛機通常在飛機左側安裝廣播裝置，機上共有六人, 包括一名美國人、一名韓國人、一名中國人，以及三名飛行員和其他人員。
美軍第8集團軍所進行的心理戰中，除了廣播宣傳攻勢外，還有搭飛機飛往敵後地區，散發大量中文、韓文傳單，然後再返回的行動。美軍每天散發的傳單數量非常龐大。1951年5月19日，短短15分鐘內，春川以北地區就散發了154萬份傳單。6月16日散發傳單43萬份，7月29日散發傳單60萬份，8月19日散發傳單63萬份，心理戰開始後約6個月內，總共散發了4億份傳單。每月噴灑次數最少40～50次，最多100次。
傳單主要含有煽動性、挑釁性的文字、標語、圖片等，宣揚反戰思想、緬懷家鄉。此外，還繪製了一張顯示投降方向的地圖。
根據台灣《中央日報》1951年3月12日報道，聯合國空軍飛機每晚低空飛越敵方陣地，並透過擴音器高喊 :「你們要投降嗎?, 還是會死嗎?」他喊道。5月中旬，北漢江江邊的地岩里上空，一架聯合國空軍飛機宣布 :「中共軍XXX師的戰士們啊，你們已經被層層包圍了。不再進行毫無意義的抵抗，投降, 聯合國部隊優待戰俘」。這樣, 他們針對中國軍隊發出廣播稱 。
透過廣播和傳單的心理戰，短短兩天內就俘虜了78名敵方俘虜，20至40名中共軍士兵攜帶傳單立即投降。
1951年4月至6月，中國陸軍第一次和第二次春季攻勢期間，許多中國士兵在聽到飛機廣播後投降。效果顯著，同期中國軍隊第二次春季攻勢中，一萬多名中共軍士兵被俘，其中包括數百名中共軍士兵集體投降。
據說，前面提到的蔣介石的參戰和軍事訓練建議，在中共領導層中引起了相當大的軍事緊張。根據1951年5月1日留在釜山等待回國的邵毓麟給蔣介石的報告和美國駐韓大使的評價，提到心理戰的有效性, 中共參戰後，蔣介石總統透過記者會發表關於準備大陸反攻的聲明，對中共軍隊的牽制和心理戰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1951年10月20日接替邵毓麟出任台灣駐韓大使的王東原也提到，聯合國軍的心理戰相當有效。
心理戰為聯合國軍發動反攻創造了契機，佔領了東線的杆城、高城以及鐵三角的鐵原、金化、平康等中共軍在中線的主要基地。此外，中共軍第三野戰軍從北韓回國，防禦國民黨軍對大陸的攻擊。美國大使透過國民黨軍隊參與心理戰重新承認台灣在韓國的存在。
由於如此參與心理戰的華僑的角色和專業知識非常突出，聯合國部隊要求台灣政府增加戰鬥人員的數量。 於是，參與美軍心理戰的台灣國民黨特務逐漸增多，到邵毓麟辭去駐韓大使職務回國時，已增至100人左右，據說這個數字此後持續增加。然而，這項戰果卻造成了不少傷亡的代價。截至1951年6月5日，參加心理戰的66名華僑青年中，已有9人傷亡或失蹤。
從1951年8月，美軍開始從中共軍俘虜中選拔合格者，實施敵境滲透特務訓練。選定的中共軍戰俘被飛機帶到東京的美國遠東軍司令部特務學校，並在那裡接受幾個月的訓練。1952年2月至4月，美軍用美軍C46運輸機將中共軍戰俘空運至中部戰線鐵原以西的谷山地區，並將派遣間諜的戰俘從仁川上船，帶到南海沿岸島嶼和首爾的美軍特務學校接受教育。
國民黨特務也被派去進行使用中共軍戰俘的訓練。光是1951年，就有超過20萬名北韓軍戰俘被關押在南韓戰俘營。雖然比不上北韓軍俘虜，但中共軍戰俘也有兩萬多人。中共軍戰俘中，排連長級軍官約600人，營長級軍官30餘人，團長級軍官5人，師長級將軍1人。其餘的都是士兵。
國民黨領導階層迫切需要針對大部分不願回國而希望前往臺灣的國民黨軍戰俘進行思想戰。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軍大幅增加中文翻譯人員，幫助美軍管理中共軍戰俘，除了現有的60名來自韓國華僑學生和教師外，聯合國軍直接從台灣各地選拔，香港、日本。
國民黨也努力安撫和改造巨濟島和濟州島戰俘營中的中共軍戰俘，並將他們帶回台灣。負責人是陳建中。 陳建中當時50多歲，是國民黨中央所謂「CC派系」第六組副主任，控制國民黨情報線，是處理國民黨情報的情報人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是主管國家安全及情報事務的機構。
在韓國，陳建中作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副主任，以台灣大使館陸軍副武官職稱和「陳志淸」的假名活動。當時蔣經國也是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副主任，陳建中在組織上直接向蔣經國匯報，蔣經國控制台灣所有的情報機構。
作為國民黨軍陸軍中將，他在台灣駐釜山大使館內建立了一個「指導小組」，並着手努力改變中共軍戰俘並將他們轉移到台灣。指導小組成員包括王東原大使、陳建中、秘書卓獻書、使館武官、兩三名特務，以及後來被派往韓國擔任記者並加入該小組的黎世芬, 林徵祁, 魏景蒙。
國民黨軍隊從台灣派出的特務，偽裝成各種身份，經台灣和台灣最高統治者批准，對巨濟島、濟州島戰俘營中的中共軍戰俘進行安撫、轉化、轉運至台灣的行動。國民黨軍特務成立反共組織，並進行行動，將戰俘營中關押的中共軍戰俘中的親共戰俘加入該組織，將其轉化為反共戰俘。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雖然眾所周知，中共軍戰俘移交台灣是在停戰協定之後發生的，但實際上發生在1952年7月，遠早於停戰協定簽署。例如，關押在釜山東萊邑巨濟裡戰俘營的中共軍戰俘中，有83人先被帶到台灣。台灣政府將他們帶到台灣的目的是為了在與中共的意識形態鬥爭中展示他們作為民主國家意識形態和國家體制優勢的象徵。
據當時領導向台灣運送中共軍戰俘工作的韓晟昊透露，這起事件是在韓國台灣特務工作總經理陳建中的指示下進行的，此次調查是在韓國警察當局的合作下進行的。韓國政府依照李承晚總統秘密釋放戰俘的方針，提前通知台灣大使館，將中共軍戰俘完全秘密地帶到台灣。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獲得了美軍的批准，但這次行動不會是韓國政府，或至少是韓國軍方和台灣政府事先不知道的。同時，這也可以作為說李承晚在1952年7月之前就已經決定作為反共囚犯被釋放的依據。
由於83名中共軍戰俘中有7人逃跑，中共軍戰俘移送台灣的行動一度延後。然而，國民黨特務在陳建中的命令下，重新逮捕了逃犯，並將他們與在韓國從事地下組織活動時被捕的十多名「釜山共產黨地下黨員」
中的另外九名「罪犯」一起逮捕。10月，他們全部被秘密裝上船，運往台灣東北部的海上門戶基隆港。
創建SC支隊
1951年初春，當台灣的幾個不同派系的組織向朝鮮派遣士兵和國民黨特工時，一群與台灣駐韓大使館或台灣國防部無關的中國人，組織旅居韓國的華僑，自願組建“SC區” ，成立「特別情報組」。 SC區隸屬於韓國陸軍。「SC支隊」中的「SC」是「Seoul Chinese」首字母S和C的縮寫，英文意思是「首爾華人」。
SC支隊是由大約200名韓國華人組織的秘密單位，隸屬於韓國軍事情報部門，接受了劉國華和王世有的建議。劉國華是中國吉林省龍井人，日本淪陷前滿洲國的一所軍事院校新京陸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
SC支隊是一個由華僑組成的情報單位。當中共軍隊參戰時，自以為可以招募華僑支援韓國軍的劉國華會見了新京軍官學校韓國的前輩、後輩和同學，並與他們的聯繫和介紹(姜泰民海軍少校、憲兵隊長芮寬秀大校、陸軍情報局長金一平將軍等)，在拜訪陸軍情報部隊(HID·Headquarters Intelligence Detachment)隊長朴慶元大校提議後成立的。
SC支隊最初是台灣政府與韓國陸軍情報部門簽署書面協議後隸屬於HID部隊的中國人華僑部隊。當時，韓國陸軍情報部隊被稱為「4863部隊」或英文「HID」。
除成立時間、地點、成立目的、部隊位置外，其他機構、人員、位置、部隊編制、與台灣指揮關係、活動、戰果、解散時間等方面，並未透露SC支隊的具體情況。
根據秦裕光留下的介紹SC支隊狀況回憶錄的證言，SC支隊於1951年3月在HID所在地釜山成立，一直活躍到1953年9月。SC支隊成立於釜山，但成立後總部設在首爾社稷公園旁的私人住宅，據說兩個月後搬到了鐘路區清津洞附近的李始榮家。因此，成員們的主要活動空間不是釜山，而是首爾及其以北地區。
劉國華、王世有提出的透過在朝鮮華人中創建具有情報單位特徵的SC區來創建支持朝鮮軍隊的單位的目的與邵玉林大使回憶錄的內容一致。換句話說，他們的想法是，台灣可以透過擊敗入侵韓國的北韓軍隊並保護自己，為南韓的安全做出貢獻。
這只是對外明示的原則，但對內其根本目的是為實現蔣介石的軍事反攻意志創造條件。國民黨設立SC支隊的目的是藉用韓國軍的力量渡過鴨綠江，滲透到中國東北後方，建立情報網，同時確保對中共遊擊戰爭的根據地。他們之前所說的SC區有大約200名成員，據信是從1951年3月剛成立時一個區開始的，但後來隨著更多成員的招募，支隊的數量逐漸增加。
SC支隊的成員都是華裔，有一種說法是韓國陸軍金容德少校被任命為榮譽隊長。SC支隊是隸屬於韓國陸軍情報團，是根據韓國陸軍的命令行動的。除了劉國華負責的軍事方面外，據稱，韓國軍方在給王世有一個任務時，他還招募了執行任務所需的武器、裝備和人員。王世有負責實際行政指揮，軍事相關活動由劉國華領導。
SC支隊成立後，在劉國華、王世有擔任該部隊軍政總長的領導下，第一支隊長為魏緒舫，副支隊長為曾任
SC支隊韓國人名譽隊長的金容德少校。第二支隊長是羅英漢(後來改名為羅亞通)，副支隊長是韓國人李白建上尉(有人記得他是「李佰建」)。
第一支隊長魏緒舫, 1923年出生於中國安東(現為丹東)，任國民黨陸軍上尉。1951年1月5日，28歲的他跟随放棄平壤後退的聯合軍，與中國華人組成的「平壤華僑反共愛國青年保衛團」約30名成員一起來到南韓。他將自己帶入的人員重新編入韓國陸軍第1師屬下的「中國搜索隊」，並被分配到韓國陸軍第1師第15團。它由第1師情報參謀金安一中校指揮，當金中校晉升為第15團團長時，中國搜索隊跟隨他並隸屬於第15團。
儘管SC支隊的成員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但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成員參與。羅英漢說，在華人組織的幾個單位中，SC支隊人數最多，約有300人。據稱，這300人中，約有100人在前線，其餘200人則被編入後方支援部隊。然而，在2005年與筆者會面之前的另一次採訪中，羅英漢表示，SC支隊成員約有500人，其中約200人實際部署到前線，其餘300人參與支援活動。同時，SC支隊的另一名參與者秦裕光表示，SC支隊招募了大約200人，其中70人是武裝特工，其餘的則在後方支援活動。
由於SC支隊的成員最初都是自願的，他們也自己承擔費用，據說該部隊只提供食物、武器和車輛。 其中，台灣政府負責成員的薪資和活動費用，並有證詞提供成員武器、彈藥、車輛等裝備，以及衣物和食物。據說，SC支隊成員領取的薪水後來被視為韓國軍隊的少校或韓國公務員的副局長，如果是接受間諜訓練並被部署到北韓後方的成員，整體不足的費用，在台灣大使館的指導下，由華僑捐款補充。
SC支隊成員在首爾鐘路區內子洞和京畿道坡州郡文山月龍面接受了約10週的資訊和戰鬥訓練。完成訓練後，他們被分配到HID，以12人為一組，在前線執行敵後或幕後情報收集任務。他們海陸空三路從
黃海道延白、海州、江源道鐵原、金化、平康等地、再海路遠至咸鏡南道咸興, 又搭乘飛機滲透到平安道城川、順天等地的敵方陣地監視敵情並收集諜報。
SC支隊成員被部署到東、中、西戰線，但主要作戰地區是東線的束草，中線的鐵原、華川、上岱一裡，江原道北漢江沿岸的池岩里(現春川市沙北面)、麟蹄及西部前線的京畿道驪州、議政府、長丹、校東島、石毛島等地。校洞島的單位位於仁寺裡。
他們在首爾的美國第一騎兵師工作或部署在前線戰鬥中，主要任務是以適當的情報和資訊收集為中心的偵察活動，戰鬥是次要活動。他們也偽裝成韓國陸軍、海軍、空軍派出的間諜，深入敵方領土進行以收集情報為重點的偵察行動。其職責不僅包括在審訊中共軍戰俘時進行翻譯，還包括在裝有擴音器的飛機上進行宣傳、散發傳單和廣播對敵宣傳，以及在北韓進行遊擊戰。
日本人也參加
SC支隊的成員都是華人，會說韓語和漢語，具備資訊收集人員所需的語言溝通能力，所以資訊收集的成功率很高。他們為了收集情報而抓捕中共士兵，或是在中共軍裝更換時執行奪取更換後的軍裝的任務。還有，遇到北韓軍就換上中共軍裝，假裝成中共軍，遇到中共軍隊，就換上北韓軍裝，假裝成北韓軍。
SC支隊也有一支間諜小組滲透到北韓，據說參加秘密浸透訓練的人中，除了40名華人外，不只韓國人，還有日本人。訓練隊員中還有五、六名來自台灣的女性，她們都穿著無軍階的軍服。他們還接受了韓國軍隊少校或韓國公務員系統副局長級別的待遇和培訓，然後從 1952 年左右開始被投入到北韓。
此外，據報道，韓戰結束後，他們逮捕了約40名在韓國秘密活動的中共間諜。當時，駐韓中共間諜組織的總部位於仁川，被捕的間諜中兩名被槍殺。
停火前三天，也不斷地浸透北韓工作
據說, 1953年7月15日，也就是停戰協定簽署前兩週左右，SC支隊的30名成員奉韓國陸軍情報部隊的命令被派往北韓進行遊擊戰。其中15人奉命躲藏在白頭山(長白山)，但未能執行任務。
另外，1953年7月24日，就在停戰協定簽署前三天，根據SC第55支隊長李百建的命令，一支近50人的「北韓軍情報小組」乘飛機從汝矣島機場出發，攜帶他執行收集北韓軍隊情報的任務，抵達元山附近海域的汝島後，在退潮期間登上船隻，對敵實施行動。SC支隊行政官王世有也參與了這次工作活動，但他在途中返回首爾。據說，剩下的成員大部分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包圍而陣亡，只有七人(吳中賢、羅英漢、傅學林、仁川的兩名中國人、兩名韓國無線電報務員)倖存並返回東海岸的清江。
總體而言，SC區支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有數十人死亡和失踪，特別是在滲透敵方領土的空運作戰中，損失慘重。羅英漢曾經告訴過筆者，參加SC支隊並在戰爭中犧牲的華人有100多人，而且當時SC支隊的成員從未成功滲透到中國東北地區。
1953年7月停戰協定簽訂後，SC支隊解散。作為SC支隊特工參與的韓國人金石九幾年前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他聽說SC支隊被劃歸江原道的一支韓國軍隊，並在事件發生後被解散。然而，一些成員聲稱即使在停火協議簽署後仍繼續其活動。
SC成員安葬於國家公墓
SC支隊遂行的心理戰、情報收集和審訊戰俘對美國和韓國軍隊很有用。這些成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承認，但最終，部分參戰的中共軍和生活在韓國的台灣華人被韓國政府承認為參戰。
例如，在陸軍第1師第15團服役期間犧牲的姜惠霖，於1964年12月安葬在大韓民國國立公墓。此外，王世有、劉國華、羅英漢、池建凡、金成正、王竹三、吳中賢、張緖東、華裕桂、李樹海、曲宗愼等11人在朴正熙政府時期因戰功得到認可,
根據總統令，獲得了保國勛章。SC第一支隊長魏緖舫的戰功也得到認可，在他去世後的1990年4月被埋葬在國立首爾顯忠院(銅雀洞國立公墓）。 死者中，只有姜惠霖和魏緖舫兩人安葬在國家公墓。
＊作者為韓國軍事評論家協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