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皇后區地方檢察署起訴佩納：二級謀殺罪、二級傷害致死罪、一級傷害罪、二級重傷害罪、三級重大竊盜罪、肇事逃逸致死、違反多項交通規則。若所有指控罪名皆成立，佩納會面臨長達二十五年的刑期。地方檢察官梅琳達．卡茨（Melinda Katz）表示：「皇后郡不接受也不能容忍這種愚蠢的暴行。」當地官員也承諾將嚴厲打擊犯罪。
二○二○年春末夏初時，整個紐約市及全美各地出現了愈來愈多愚蠢的暴行，地點包括街道與高速公路、公園和廣場，甚至連一般民眾住家的私領域也不例外。第一波COVID疫情導致美國動盪不安—人民普遍的焦慮、不斷延長的封城、關閉校園、禁止集會、對於佩戴口罩規定僵持不下的激烈爭論（在這紅、藍陣營都視對方為不共戴天死敵的國家，兩個政治集團的鬥爭早已愈演愈烈），這些事讓破壞行為變得更加頻繁。轉變不是立即發生的。整體而言，美國在二○二○年三月至七月之間犯罪率其實下降了，但在這之後情勢有了戲劇性的變化。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表示，二○二○年凶殺案「增加數量創下新高」。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中，全美有許多不法人士破壞高檔商業設施的店面玻璃櫥窗，造成街道呈現一片失序、破敗景象。家庭暴力的案例激增到令人心驚的地步。酒精與藥物濫用和藥物過量致死的問題節節升高。槍枝銷售數量飛漲。劫車與仇恨犯罪急劇增加。銷售基本醫療物資的商家涉嫌哄抬價格。網路犯罪暴增。美國到處出現魯莽駕駛行為，導致很多像克魯茲－戈梅茲這樣喪命的事故，而且多數常見案例中是行人不幸受害死亡。
媒體時常將破壞行為激增歸咎於壓力、疏離、失序、孤立等問題，而且這些事讓美國人在混亂失序的社會裡迷失方向。《大西洋》雜誌的記者奧加．哈贊（Olga Khazan）寫道：「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孤立感正在改變你我。疫情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日益薄弱：孩子不去上學、家長不出門上班、信眾不上教會、聚會也沒了……我們整體上在過去兩年停止了社交活動，而從許多層面來看我們同時也沒了道德感。」不過這種論述的問題在於，全世界近乎所有國家的社交生活都在二○二○年遇上與美國相似的轉變，而觀察歐洲與亞洲多數國家，我們甚至會發現：他們在封城及保持距離相關的強制規定上比美國嚴格許多。這些地方的人也同樣承受了極高的壓力與焦慮感，但沒有哪個歐洲或亞洲社會的破壞行為激增幅度像美國這麼高。事實上，這些國家的狀況正好與美國相反：多數歐洲與亞洲國家的暴力犯罪都顯著減少了。
以最極端的反社會暴力行為：凶殺案來說，美國長年的凶殺案發生率都遠遠高過澳洲、歐洲、亞洲國家—不是因為美國人犯的罪更多（其實並沒有），而是因為槍枝太容易取得。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每一年的犯罪趨勢，因為以美國的情況而言，要發生大量額外的謀殺案才足以改變整體比例，不像其他國家，只要凶殺案的數量稍稍增加，整體上升比例就很明顯。這樣說來，美國的變化趨勢更顯得驚人，二○一九至二○二○年間，美國凶殺案激增了百分之三十，超過一世紀以來，這個數字為單年增幅最高的一年。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情況與美國相反，疫情第一年的凶殺案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二；澳洲減少了百分之三；台灣減少百分之十五；香港減少百分之九。加拿大的凶殺案大約上升了百分之七（部分原因是二十二人在一次大規模槍擊案中身亡）。南韓的凶殺案數字維持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