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寬裕走了，這位在政治立場和我不同，卻是在人格上令我尊敬的前輩，他的離去，不免令我有幾分傷感。
我和蔡寬裕，雖同是政治難友，但牢裡不曾相遇相處，也不相知，大約在2013年初，我被邀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的一些委員會議的討論，從這個時候起，我和蔡寬裕才有較密切的互動。我和他從委員會議上的爭論，甚至爭吵，到彼此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成為知交，他是一位值得我敬佩的長者。
蔡前輩最令人感恩與追憶的是，他為政治受難者奮鬥不懈地爭取賠償的毅力與精神。
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出獄後普遍生活艱困，雖1998年，國民黨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案件補償條例》，給予受難者一筆數額的補償金，但由於出獄後就業的不安定，職業的漂泊，加上養兒育女的開支，這筆錢很快就散盡。有鑑於此，蔡前輩從馬英九執政時期，就積極地推動針對政治受難者的「賠償」的立法工作，十多年來，常見他以佝僂的身軀，揹著裝滿各種資料而略顯沉重的背包，風塵僕僕地遊走於立法院及立法委員的各個辦公室之間，戮力地說服委員們參與連署針對受難者的賠償法令，終於2017年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22年通過《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正式給予政治受難者再度的金額補償。
回想這十多年間，由於推動立法的艱困，他進出立院不只上百次，並多次舉辦與賠償相關的立法活動，如公聽會、學術研討會等。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受難者很難再度獲得賠償。如今，眾多的政治受難者都已陸續地領取這筆雖不多但也不無小補的「賠償金」，於此，我們應感謝蔡前輩在天之靈。
不過對於給予受難者再度的賠償一事，蔡前輩內心還是有所遺憾的。
當《賠償條例》通過，行政院出爐的《賠償辦法》一出來時，就引發巨大的爭議。因為行政院所訂賠償金額遠遠低於冤獄賠償所應給予的金額，顯現蘇貞昌主政的行政院對這項賠償只是虛應了事，並不真誠地對待。為此，蔡前輩曾邀約相關學者專家，召開公聽會，抨擊行政院提出的賠償辦法，並多次召集政治受難者相關團體赴促轉會，提出不滿的意見，要求更合理的賠償。但最終行政院還是堅持己見，僅願給予受難者意思意思的補償。這是蔡前輩生前最大的遺憾，他十多年的努力，只得到如此小小的成果，寧不嘆息歸去。
施明德曾經針對賠償的爭議，打電話給我，說他已告知監察院長陳菊，應廢除《國安法》第9條禁止受難者上訴的規定，以回復受難者應有的權利。但時至今日，不見陳菊院長有何動作。而施明德、蔡寬裕已相繼離去，看來後續受難者的權利爭取，有賴尚存的受難者，步著蔡前輩的後塵，繼續努力奮鬥了。
＊作者為1970年代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