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基於好萊塢「賤民與英雄」的劇情會破壞中國的穩定，而中國會發現自己被西方社會所「排斥」（誠然，這在世界上是少數群體，但聲音很大），而霸權國將扮演民主的救世主和糾錯者的角色，對華實施一貫的經濟制裁。
但我們必須牢記，對北京方面來說，最重要的是抹去19世紀因西方所遭受的屈辱的痕跡，確立其主權，確保與亞洲周邊國家的和平關係，以及防止外國勢力干涉。
中國政府知道，其在這個問題上得到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支持，他們將準備作出巨大的財力和人力犧牲，以避免在西方手中遭受進一步的屈辱。
至於真正的國際社會，即地球上82%的居民，這部分人不認同西方人的身份，他們在尊重一個中國政策和國際法原則的基礎上，越來越多地就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霸權國在這裡虛張聲勢，因為其亞洲盟友對於其破壞中國穩定的企圖所能給予的支持遠不能確定：中國是其亞洲盟友的所有鄰國中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因此，任何與中國的重大衝突都會對整個地區產生不利影響。
即使這個霸權國的盟友被說服加入對中國的制裁，日本、韓國或菲律賓對中國產品的抵制也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任何影響。而霸權國及其歐洲附庸國抵制中國產品，卻尤其會導致西方幾乎每個領域都出現短缺。
五角大廈的繪圖板上也有這種高度對抗的場景，華盛頓、布魯塞爾、倫敦和巴黎這片地緣政治戰略顧問的泥潭中擠滿了無數戰爭販子。他們透過操縱公眾輿論以及促成與中國爆發遙遠衝突而受益無窮，而且沒有任何損失，但維持該地區的現狀卻會讓他們跟不上「潮流」，迫使他們不得不在此後花費數年的時間在新保守主義出版物和智庫中撰寫恐華專欄。
這種朝「熱和平」升級的設想雖然可能是災難性的，但卻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兩個主角可以進行精確校準，而不會導致全面核升級。這種「熱和平」將是一種「戰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的局面，如此才能顛覆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對冷戰的描述。
在台灣或其外圍發動一場持續時間有限的偶然戰爭，造成最小的附帶傷害，對華盛頓來說很有必要，因為它必須在媒體面前表現出一種鮮明的形象，這可能是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決心的終極考驗，也是華盛頓擺脫1979年簽署的《台灣關係法》的戰略模糊性的一次機會。霸權國在亞洲的日本等附庸國譴責霸權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性已過時，並呼籲美國就其參與該地區任何軍事衝突的性質進行「戰略性澄清」。
對美國立場的澄清目前不在議程上，因為一旦宣佈發生衝突，霸權國將在軍事上保護台灣，將使台灣成為該地區霸權的官方「盟友」，並會讓人質疑中美關係的「一個中國」的官方政策。拜登曾在2022年因提詞器故障數冒此險，這使得白宮和國務院第二天迅速糾正了這一失誤。
讓華盛頓的其中一個盟友（韓國或日本）挑起一場「偶然」軍事衝突，造成足夠引人注目的人員和物質損失，而不是中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明確衝突，將是華盛頓結束其戰略模糊性的機會。透過限制軍事裝備和情報的供應，霸權國實際上可以放棄台灣，讓其自生自滅並最終與中國大陸統一（就像放棄烏克蘭讓其最終被俄羅斯和波蘭瓜分一樣），以換取北京方面在其他地緣戰略問題（非洲的競爭）或金融問題（繼續支持美國債）上的重大讓步，這將使華盛頓人為地將其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延續數十年。這將是唯利是圖的雅爾達2.0，只有台灣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作者羅弘（Laurent Michelon），法國企業家及學者，在香港和北京兩地工作與生活長達20年。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理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內斂的超級大國與孤立的霸權》（香港三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