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國的運作現狀，在2024大選後，執政黨在國會亦屬少數黨，且國會未有政黨過半，而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力在總統手上，亦不需經過國會同意。在這樣的狀況下，行政方應當要在人事、預算及法案上釋出利益給在野黨，即便民進黨不願意同國民黨與德國那樣形成兩大黨所組成的「大聯合政府」，也應該主動尋求與「關鍵少數」的民眾黨進行合作。然而，以台灣的現狀來說，我看不到執政黨釋出的利益在哪，也因此在這次的預算案、NCC人事案以及即將面臨的大法官同意權上，在野的藍白都放話或是已經進行了杯葛或否決。
法國左右共治的案例可以看出，分立政府下，即便總理任命跟我們一樣不需經過閣揆同意權，但總統依然願意讓渡部分權力給在野黨換取其支持或加入政府，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協商，但我國從賴總統就任到如今，我看不到任何的讓利與妥協。
我覺得執政黨或其支持者也沒必要用社福政策預算會被擋來勒索民眾，也不要認為監督或制衡是在唱衰、扯後腿，阻止在野黨的監督一般都只發生在中共那樣的威權體制，這也無助於改善現狀、顯得民主素養的不足。執政黨應該要勇於嘗試並負起自己協商不利的責任，而不是誤導對政治體制不甚瞭解的民眾。
要歸責，也是掌握行政權及主動權的民進黨責任較重，僅有「退回」而沒有主動修改預算權力的藍白，說真的並不用負擔行政方消極協商所導致的任何後果，政治絕對不能淪為情緒勒索。
＊前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會長、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