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不期而遇」岳父母
在異地，應亮逐漸生了根、有了孩子，「以前在中國我是沒想要生孩子的，生了只是多一個奴隸。在香港，這環境我們想是可以的。」現在每天早晨，他都會和孩子商量，要怎麼前往幼兒園，是騎自行車呢？還是走路？讓孩子自己感受一下氣候溫度，決定該穿什麼衣服。旁人聽了讚嘆這教養方式好民主，他同樣又是一個淺笑：「我們是沒得選的嘛，所以想讓他有選擇。」
孩子出生後，老家的親戚長輩只能透過電腦視訊見見孫子。應亮本想過讓長輩到香港來探親，但轉念一想，香港還是太危險，最後選了台灣做第三地，由應亮的岳父母申請跟團來台旅遊，應亮一家三口則是包著計程車尾隨大巴，「他們去哪個景點玩，我們也跟去玩。」就這樣「不期而遇」，促成一次家人團聚。
「這其實是流亡者的共同經驗，我知道很多去德國、去歐洲的，也會飛來台灣和家人見一面。」台灣成了流亡者眼中的綠洲，「因為它是華人社會裡社會進程最先進的地方──即使很多台灣人對它不滿意──尤其這幾年不少香港人移居台灣，可能都有個共同的想法：當自由被壓迫時，就得再另尋一處自由地，至今台灣仍是一個『值得被找到的地方』。」
藉著陸客團行探親之實的經歷，後來成了應亮一七年短片《媽媽的口供》和一八年長片《自由行》的基底。透過電影，他講述一段在重重限制下來台與母親相會的流亡女導演故事，圍繞周身的旅行團如同監獄的象徵，導遊則像是管理員，壓抑無所不在。
與家人「保持距離」保護彼此
但應亮既不控訴也不煽情，只透過母女兩人間飽脹的彆扭，凸顯家人關係如何遭外力扭曲變形，甚至變形到僅能靠「保持距離」來保護彼此。
兩部片不但在台灣拍，也有台灣資金贊助，「當時有了《媽媽的口供》拍片計畫後，有朋友告訴我可以透過台灣的公司申請拍片獎助。」在友人協助下，應亮申請到了「高雄拍」短片獎助計畫。差不多同一時間，台灣導演沈可尚看了《媽媽的口供》拍片計畫，鼓勵他拍成長片，所以短片、長片一起籌備。《自由行》最後則是由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共同合資，其中台灣的投資來自公共電視。
拍攝《自由行》這部帶有些許自傳性質的片子，不只反映流亡者的困境，更多是讓應亮狠狠地剖開自身外殼，直視內心交纏的情緒。他笑說光是創作過程，劇本前後就寫了十一版。「但許多場景，因為是我自身經驗，我寫不下去──太難看了，我不忍心。反而是靠我們另一個共同編劇陳慧點了出來。」
像是原本第一版的故事裡，母女相隔多年在台相見，一見面就是擁抱，孫子也和老媽媽顯得親暱。但陳慧一看便說「不可能」，從來只在電腦裡見過面的祖孫，怎會在第一時間毫無隔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