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範疇內，非漢人的自我認同的演進，引發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概念危機，無論其自身信奉的意識形態為何。在世紀之交將自己定位成立憲派的人，主要是康有為與梁啟超二人，其無法苟同章炳麟對未來中國國家中非漢人的排他立場；而雖然孫逸仙早期身為民族主義領袖之時，一度同情排他主義的觀點，但地緣政治因素最終促使其接受章炳麟所厭惡的那種妥協。
皇權與中國政體在文化認同上的關係是民族主義者所意識到的問題，亟需做出決定。重點在於，光緒帝於一九○九年駕崩之前是否支持君主立憲制，而此通常被認為是在仿傚日本明治維新。但就算是反對君主立憲的人，也無法逃避如何在一個極其分散且各地經濟文化迥異的共和國中，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問題。
梁啟超與章炳麟所持立場的細節將在下文討論，但首先須確立的是與「傳統」相關的皇權地位構建，其具備一些對帝國機構特徵的假設，而熟悉明代與清初哲學著作的人，一般來說皆十分了解此些假設。晚清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亦十分清楚，此種讓單一個人具備無挑戰且無斷裂的控制，對許多邊疆首領極具誘惑力，其囿於自己本土的集體統治傳統（其中一些收錄於唐代《貞觀政要》，乾隆帝從青年時期就對此十分感興趣），並在中華皇權持續的復興與完善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根據《尚書》（被某些學者奉為權威），梁啟超將「法」與皇權掠奪相連結，認為其並非源於中國本土，而是苗族所發明，其與漢人不同，無法以道德動搖。
梁啟超之後細細指出，古代中國的首任刑事官員也是首位招撫蠻夷的官員，用刑罰來迫使蠻夷與土著屈服於國家意志；漢人則需以道德勸說。這些由早期君主制建立來處理蠻夷問題的權力，之後趨於腐敗，並應用於一般人民，開啟專制主義的漫長道路。在此種典範中，大清政權將滿洲、蒙古與其他人群納入中國，歸於皇權治下，此為反常的威權組織，迫使漢人受異族統治，並遭其掠奪。事實上，中華皇權史本就是異族入侵的產物，反對大清建立的秩序與反對異族入主中國趨向一致，此為十七世紀「異議」論述的邏輯延伸；意識形態中的大清皇權在其初生之時就已終結，而中華皇帝的歷史也隨之終結。
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者一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如今能將整個國家描繪成一個共同體，並以一個整體為單位遭受異族掠奪及其工具，也就是在皇權之下受苦。部分受惠於本書詳述的十八世紀清廷意識形態的發展，他們得以使用「族」的詞彙來傳達此概念。共和國代表帝國歷史中國家與共同體之間敵對關係的終結；在其早期階段，革命黨藉由將滿洲與國家一致化，得以將皇權描繪成一個受到憎恨的敵人（而非近來試圖掩飾自己的「儒家」正義形象），並在民族團結與憤慨的推動下將之摧毀。梁啟超認為民主將是統治者能表達並實現（甚至可能憑直覺知道）大多數民心的長期結果；事實上，至少到毛澤東時代，共同體參與政治的可能性似乎因國家與共同體的一致化（或至少是兩者之間創造出的虛假一致）而深受阻礙。與俄羅斯不同，羅曼諾夫家族被期望成為典型的俄羅斯人，民族主義論述不得不有意識地區異（或過度區異）國家與人民，而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論述，先驗地建立於滿漢的過度區異之上，從而理想化了任何「漢人」國家與「漢人」人民之間的有機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