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辛勤筆耕之下，金庸、莫言等中文作家的作品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德國讀者所熟知。她就是德國知名度最高的中文翻譯家之一：卡琳‧貝茨（Karin Betz)。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貝茨接受了德國之聲的電話採訪。
德國之聲：您是怎樣走上中文作品翻譯之路的呢？
貝茨：其實我當初並沒有想過有朝一日會去翻譯中文作品。我大學學的是漢學專業，我一直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也幻想著有一天能到中國去學習、生活。八十年代，我開始讀大學的時候，德國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國熱」，當時德國人對中國的興趣要遠遠超過現在，關注中國文學的人也更多。我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開始漢學專業的學習的，我是先學古文經典，後來才開始學習現代漢語。當時就會經常接觸到翻譯工作，比如翻譯《易經》和《詩經》等等。我的碩士畢業考試選題是唐詩，而碩士論文的主題則是中國的朦朧詩。總之，大學時代，我就做過很多翻譯工作，比如翻譯朦朧詩和中國後現代詩歌等等。
不過，當時做翻譯，只是學習和愛好而已，並沒有想過做一名職業的文學翻譯家。結束大學學業後，我先後在日本和阿根廷生活過幾年時間，學習日語和探戈，後來還在企業界做了五年的國際項目協調。再後來，我決定去法蘭克福大學攻讀漢學博士。博士畢業後，我先後在法蘭克福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但很遺憾，這兩份工作都沒有得到續聘，中文作品的翻譯就漸漸成了我的全職工作。尤其是2009年，中國是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這之後找我翻譯中文作品的出版社也越來越多。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八十年代，德國社會對中國的興趣要遠遠大於現在。這種說法有點令人意外，八十年代，中國還比較落後，而現在，中國已經成了具有巨大政治經濟影響力的的世界強國。德國社會對中國、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現在不是應當更大嗎？
貝茨：我倒不覺得這一點令人意外，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變革中的中國，很多近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包括矛盾、老舍、莫言被介紹到德國，張藝謀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我覺得，當時的中國給人更多的是更為積極的聯想：改革、開放、革新等等，中國讓人感到新奇。而現在，很多人想到中國時，首先會聯想到新聞審查、壓制、缺乏自由等等。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去讀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比如劉慈欣的作品。總體而言，在德國，在西方，在整個世界，人們對中國的了解還是太少。相比之下，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要深入得多，這也是我希望通過我的翻譯工作、講座活動，想要改變的一個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