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母的世故圓滑、審時度勢，反映了香港的市場導向價值，一切以利益和效益為主。最簡單解釋香港人的「隨機應變」，就是放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在伶母身上，其實也看到親人的幾分身影，很喜歡談錢，幾乎什麼都可以拉到「錢」的份上，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也要錢，電費、水費、管理費……這些聽多了，其實很厭惡。但「錢」背後，其實深藏著對世界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一般人理解，香港人就是土生土長於香港，但其實從自身經驗去談，我的香港好友，有很多是小學時候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他們談吐、穿衣、關心的事情，已經很「香港」，「香港」到根本不會想起他們自己擁有中國大陸移民的背景。而我們的父母輩，其實非常多的百分比是從中國廣東地區來到香港。我母親在深圳長大，父親在廣州長大。這些歷史，他們很少會提到，反而是在我隨家人移民到舊金山，身邊的親戚在聊天時會提到。
父親作為家中最小的兒子，不太懂得照顧別人，家事都丟給我姑媽（大姑）、姑姐（小姑）去做。小時候的記憶，爺爺奶奶，和我父親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在香港，只有我姑媽一直留在廣州，有一次我好奇問起「為什麼會留在廣州」。我姑媽說，當時我爺爺在香港工作，家人慢慢移民到香港，但中國有政策，要留至少一個家人在中國大陸，確保資金回來，所以我姑媽自己留了在廣州。姑媽是說自己當時已分配到在工廠的工作，所以自願留下來。姑丈也是廣州人，但出生在比較鄉村的廣州地區，他提及年輕時有兩次偷渡來香港的經歷，當時很多人為了生活偷渡到香港，白天有警察巡邏，只能晚上在山上步行。沒有燈光，一失足，摔下去，人就沒了。
我問姑丈，為什麼沒有再嘗試偷渡來香港，他說抓到三次就要坐牢，所以沒有第三次。那時候，廣州也有批鬥偷渡者，搭一個臺，台上掛著「投敵叛國」四個大字的橫額，被抓到的人就在台上被批鬥。文革時，我姑丈姑媽都有親眼看到，紅衛兵在炎熱的夏天把人拉到街上，要他們光著腳走路，他們被燙得跳來跳去，也把人拉到碎玻璃上批鬥。姑媽說，你大伯娘也是從中國大陸偷渡來的，哪一個親戚也是。
一次在舊金山茶樓跟家人親戚飲茶，我姑姐的一個朋友突然說起自己年輕時從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香港人其實心地很好，當時剛到香港，不知道怎樣去找我親戚，剛好看到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的走來，我問他們怎麼去牛頭角，他們兩人帶我搭地鐵又搭巴士，把我帶到親戚家。按門鈴，我親戚出來看到我和他們兩人，他跟兩個年輕人說，你等我一下，我拿一個紅包給你，他們說「不用了」就離開了。他們連地址都沒有留下來，我後來也沒有見到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別人打記憶的潘朵拉盒子，眼紅的是我。得人恩果千年記，兩個年輕香港人把她接到親戚家之恩，記了幾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