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
天鐸兄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很難拒絕。序有兩種：一是專業考量，目的在尋求專業領域內部的認證或討論；另一種是友誼的懇託，目的在邀請好友參與自己寫作或研究過程中的辛勞、鬱悶、發現和喜悅，具有分享性質。
天鐸電話上說：「糾結多年，終於寫出來了。好友當然要共襄盛舉，以壯聲勢。」老兄的邀稿顯然並非專業考量，而是友誼邀請。這種以分享為目的的序，多少帶有「威脅」的成分，卻又令人感到溫暖；下起筆來，理智和情感格外矛盾。
不過，友誼的寫法，可以泛泛地說，也可以細密地說。天鐸既然用一年多的時間，以一塊塊拼圖的方式，一步步解開一個鬱結在他心底十七年的情感、困惑與謎團；那我這篇回饋的序，似乎也可以以相應的時間跨度，和天鐸分享我對江南案的理解。不是專業的層次，純粹是生命的「分享」，是我對1970年代以來，中華民國、黨國體制和台灣主體意識變遷的觀察、焦慮和反省。轉折的時間點，就在1984江南案發生的那一年。
二.
1984年9月13日我飛了足足十個半小時的飛機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待四個半小時後，轉搭歐洲內陸飛機直飛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開始我在魯汶求學三年半的生活。第一次出國就跑這麼遠，古老大學城的秋天雖然美麗，內縮的心境，仍不免令人感到緊張、孤寂。荷語區老魯汶臺灣的留學生不多，香港的同學有一些，最多的是大陸來的留學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顯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我很快地和中、港、臺的同學們熟識了起來，兩岸三地長年的政治分隔、詭異的歷史情感、複雜的國族認同，大家在海外相遇，彼此之間充滿了好奇，都想了解對方的實際狀況和想法，我的宿舍因而成了大家聚集聊天的地方。
七O年代起國際冷戰結構的鬆解，香港媒體環境相當活絡，金庸的《明報》、李怡的《七十年代》、溫輝的《爭鳴》、金鐘的《開放》、陸鏗（大聲）的《百姓》等政論性雜誌，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也成了中、港、臺同學爭相閱讀、探索彼此的重要資訊來源。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爆發的消息，我們就是從香港方面的報導得知的，角度多元，和臺灣媒體多所不同。事件被披露之後，很快成為我們爭論的話題。其實，臺灣的媒體環境七O年代起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戒嚴體制還在，但《中國時報》、《自立》報系、李敖的言論和雨後春筍般發行的所謂「黨外雜誌」，都成了衝撞中、港、臺政治結構的重要力量，反映了整個大時代變革的趨勢和動向。那二十年應該是兩岸三地媒體人最美好的年代，深刻影響戰後華人社會的政治、心理構造。這正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一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