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許多報導包括天鐸拼圖的結論，大都認為江南案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劉宜良（江南）這個人嚴重觸犯了情報工作的基本規矩，情報局相關人員的證詞，也都指向這是一件「制裁」的行動。天鐸2007年底出席竹聯幫精神領袖陳啟禮在臺北大直的告別儀式，見到張大春題贈的輓聯：
啟節秉乎天人從俠道知忠藎
禮失求諸野夢斷關河望竹林
這幅悼詞顯然引發了同屬國安系統的天鐸強烈的共鳴，因而開始了他長達十七年的拼圖旅程。從回憶1987年大牛（劉金生）在巴西的猝死，以及陸陸續續和江南案相關人員的直接接觸、交往。真相明顯擺在那裡：劉宜良叛國（三面間諜），情報局按程序報告、籌劃、並結合竹聯幫人員執行制裁的行動，實乃忠義俠道之舉。我並不懷疑這一連串情報局方面研析出來的判斷及其真實性。但我更想從七O年代、八O年代中、港、臺媒體大環境的背景，試著理解劉宜良這個人所秉受的時代性格。
檢視劉宜良成長的軌跡，不難發現依附軍旅可能並非他真實的志願。在那慌亂的時代，這類不得已的生命抉擇應該不算特例。他自修考進政工幹校新聞系，可能漸漸意識到「政治宣傳」和「新聞報導」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服膺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與「真相」。
其實，軍中對政戰人員角色扮演的質疑，一直都是公開的祕密。劉宜良在幹校畢業前夕遭開除、與夏曉華發展的關係，以及後來他在「正聲電臺」、《臺灣日報》、香港乃至在美國媒體界的發光發熱；在在顯示媒體工作對他有更大的吸引。這除了緣自於他個人的志趣與才華，兩岸三地政治情勢的解凍，歷史大環境的鬆軟，為新聞媒體事業創造了大好的機會。像劉宜良這樣文筆好、英文好，又多少掌握了臺灣黨政軍禁忌話題素材的人，當然會成為兩岸三地報章雜誌競相爭取的寵兒。劉宜良的幸運在這裡，悲劇也在這裡。
他寫《蔣經國傳》，動念要寫《吳國楨傳》，其實是那個爆料時代媒體人趨之若鶩的事。民國以來兩岸三地被混亂的政治局面禁錮、變造、扭曲或美化的人、事、物，遮蔽了眾人所有的視線。七O、八O年代媒體的解放，「真相」的揭發與探索，不但是群眾心裡的渴求，也有市場的需要。從毛澤東、周恩來，到蔣介石、張學良，種種有關軍閥時期、國共鬥爭的大小故事，一一提到檯面上，真假莫辨，卻滿足了大眾的好奇心。我認為這是劉宜良所屬的時代性格。
劉宜良的遺孀崔蓉芝後來嫁給傳奇報人陸鏗（大聲）。陸先生在香港創辦的《百姓》月刊，是我比利時唸書時期每月必翻看的雜誌之一。1990年代末，因戴國煇教授的引介，我有幸和兩位時代風霜人餐敘小酌，記得當日話題並未及於江南案，初次見面，我也不好追問往事。不過，媒體報導中，崔女士堅決否認其夫婿為三面間諜的說法。陸先生和許多當年與劉宜良熟識且密切往來的朋友，不少是兩岸三地有名的媒體人、知識分子和官場人士，在他們後來發表的追念文字中，都指出劉宜良善於言詞，交遊廣闊，個性爽朗且樂於助人，是一個藏不住祕密的人。百無忌諱，常說：自己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朋友們喜歡聚集在他家，可能也是因為在那裡才能暫時丟開兩岸三地種種禁忌話題，可以一吐為快。這樣的自信和安全感從哪裡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