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雖然重啟運作，但卻幾乎仍是保持癱瘓的狀態，只因為許多華府的許多共和黨籍代議士認為他們最重要的職責並非維持政府運作，而是無限上綱地高舉自由的大纛。剛開始他們只是秉持著「低賦稅、小政府」的理念，但因為貪圖私利與政治投機而立場愈趨堅定，到最後對聯邦政府的權力根本已經不屑一顧。眾議院議長約翰．貝納(John Boehner)甚至表示，議員政績好壞的判斷標準不該是看他們「通過了多少新法案」，而是「擋下多少法案」。
在我看來，政府被迫關閉事件背後的成因更為深層，只是如今終於在美國政治圈浮上檯面。華府本應代表民意，但如今的走向卻日益與美國社會背道而馳。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國會議員是男性、百分之八十三是白人、百分之五十至少是百萬富翁。但美國沒有那麼多男人與白人，民眾當然也沒如此富有。每當我離開華府，總是聽見大家一股腦否定政治人物所講的每句話，說他們若非為求自保就是貪腐枉法。一九六四年，還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民眾表示他們大致上信任政府；但是到了二〇一四年，政府的信任度崩盤，數字只剩百分之十八。眼看美國政界就要燃起一片燎原野火。即將有人要引發星火。
從川普宣布參選總統的那一刻起，他不只讓許多美國人感到苦惱，他這位人物本身就反映出美國有許多令人苦惱之處。他會獲勝是因為採取一種大打族群牌的政治路線，把一些爆炸性議題塑造成足以影響美國存續的對決，藉此把各種不同階層的支持者團結起來。川普對美國政界的遊戲規則與文化嗤之以鼻，支持者對此莫不感到雀躍，但卻有更多美國人被他嚇壞了，同時也悲嘆這個國家怎會漸漸遠離原本信奉的那些價值，走上偏路，眼看就要接受歷史的審判。最後到了二〇二〇年，兩個事件導致美國社會內部的張力大暴發：新冠肺炎狂潮來襲，受影響者不分種族、階級與政治傾向；黑人教師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壓制後仍遭電擊槍攻擊致死，更是讓社會大眾受夠了，紛紛挺身而出，想要與濫權的美國政府對抗。該年年底到隔年年初，美國政界更是向群眾暴力投降，對此許多美國人不禁自問：難道大家對民主機制的信心已經蕩然無存，美國的政治就此走上不歸路了嗎？
川普崛起的那幾年讓美國大眾不再沉默。美國人想要批判的不再只是華爾街、商業體制或菁英階層：他們攻訐的對象包含各種權力結構，想要藉此翻轉各種有關階級、種族、性別、教育的社會體制，並以此為出發點，開始用前幾年看似根本不可能的方式來重新塑造美國的社會契約。假設美國歷史始終擺盪於貪婪與慷慨、工業與自然、認同與同化之間，不斷尋求均衡，那麼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目前已經失去平衡，沒有了重心，落入搖搖欲墜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