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1日，東協十國和中、日、韓、印、澳、紐、美、俄等18個國家共同出席在寮國首都永珍召開的東亞峰會，國內媒體對此事件並無太多的報導或引述，唯一受到關注的，是今年東亞峰會並未達成任何聯合宣言，據傳是中、俄兩國反對聯合宣言中有關南海爭議性議題的用字遣詞。
東亞峰會聯合宣言難產的插曲，是這些年國際政治環境的縮影。事實上，近年國際政經局勢的快速變化，不僅對各國軍事、外交、安全帶來影響，同時也改變了自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近30年來的世界經濟運作模式，「全球化」這三個字，似乎正逐漸從國際經貿議程中消失。
全球化的奇幻旅程：從哥倫布到川普
從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中國經濟發展按下快進鍵，再到1995年WTO成立並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後，世界經貿版圖在全球化列車的拉動下加速融合。
著名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傅利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全球暢銷書《世界是平的》，該書闡述世界經濟自1942年以來所歷經的全球化三部曲。傅氏指出，全球化的濫觴始於1942年哥倫布揚帆西行發現新大陸，當時憑藉著武力、馬力和蒸氣動力，讓人類得以縮小看待世界的尺度，傅氏將1942年至1800年定義為「全球化1.0」。
1800年到2000年，世界進入第二波全球化進程，在工業革命的推波助瀾下，人類再次成功地將世界尺度縮小。這段期間，受惠於蒸氣引擎和鐵道運輸的廣泛應用，顯著降低了跨境運輸的交易成本；與此同時，電力、電報、個人電腦、衛星、光纖電纜和網際網路的相繼問世，聯手促成了通訊成本的大幅降低，也讓跨國公司成為催生「全球化2.0」的關鍵推手。
進入21世紀，拜資訊網路之賜，全球知識網路得以逐漸串連，電腦程式和網路基礎設施的普及與持續進步，讓企業外包、全球運籌模式成為可能，個別工作者則在跨國企業征戰全球市場的過程中，一舉躍上「全球化3.0」的舞台中心。
豈料，從2018年起，在美中競爭、COVID-19、俄烏戰爭和淨零轉型四大氣旋的共伴效應下，讓高速奔馳近30年的全球化列車驟然減速，並觸發世界經濟出現新典範轉移，而形塑未來世界經貿版圖的關鍵因素，也從傳統經濟政策著重刺激「有效需求」，轉變為積極管理「供給面風險」，並體現在國際經貿、新興科技和環境永續三大面向上。
國際經貿從利潤極大化到支付安全溢酬
讀過經濟學的人，應該都聽過李嘉圖（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法則」，它是闡述國際貿易如何發生的經典理論。這位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指出，各國可依其所從事的各種經濟活動的機會成本，找到相對有利（機會成本較低）的項目從事生產，再經由專業分工和貿易互通有無，提高參與貿易國家之間的經濟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