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人會死去——我自己，我母親，我父親，都會死去。我們會蜷縮成團，面向牆壁，然後斷氣。當母親說出那句話時，我知道她是在宣告一種死亡——雖然只是一種死之隱喻，一種社會意義上的死亡，但的確也是一種死亡。這就是我殺死的那只信天翁——我殺死了母親那十字架般的無邪，殺死了她對家的念想。
吉野的父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母親看到了他的畏懼，最後用英語說：你所做的事，是非常勇敢的。吉野的母親為何把日語換作英語？很明顯，日語作為她的母語，連結了她的日本人身份認同、她的家鄉日本、她的講求「和諧」與「一致」的日本文化背景，日本無法接受兒子是同志的事實。日語有太多情感包袱，無法輕鬆地安撫、肯定兒子。出櫃，跟父母坦白自己是同志，不僅關於自己跟父母的坦白，也包括了父母知道事實後要如何面對，自己又如何面對父母的回應。向父母出櫃之所以困難，不僅是價值觀的衝突，也是要父母選擇自己或他們的文化、家鄉、過去所有歸屬感的來源。同志的父母也需要作出選擇和犧牲，如果我支持自己的同志小孩，我會失去了什麼？
我跟母親的「出櫃」持續了十幾年，直到最近還是會收到信息：「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為什麼你是同性戀」、「我是一個中國傳統的母親，不會接受小孩是同志」、「我不會留一分錢給你」。在大學時，我房間的抽屜被翻開，信被偷看過。大學時，女友因病短暫失憶，把她送到醫院，回到家已是凌晨三點多。我從沒跟母親點名她是我女友，但母親一定發現了。第二天晚上，我一邊吃飯，母親一邊數落說：「為什麼是你把她送到醫院」、「她沒有其他家人嗎？那一定是她的問題」。我記得我默默的端著碗從餐桌走到沙發，眼淚滴在白飯上，用筷子把鹹的白飯扒進嘴裡。當所愛的人突然以另一種方式「離開」，世界好像分崩瓦解，對於外界的「敵意」都無力回擊。往後的日子，我照常到醫院照顧女友，嘗試跟她回憶我們之間的一切。十幾年過去，以前的愛早已煙消雲散，但這些創傷並沒有遠去，只是被我打包，放到記憶的深處。在醫院裡被醫護人員的刁難，「你是她的誰？」「她表姐。」「她表姐？」女友的母親致電給她前男友，一家人跟前男友去探病，我像被丟棄在黑箱裡。出院的那天，當我抵達醫院時，發現對方的前男友也前來接女友，帶著女友母親的「指示」。結果，我們在醫院附近的餐廳共進了氣氛尷尬的午餐。以後不斷的爭吵，「你可以跟他說明不要再打擾我們嗎」，一直拖拖拉拉的態度。那種「不被承認的存在感」像坦克輾過我的心臟。在台灣一直光顧的髮型師S，是一位男同志。早在第一次光顧他，我就從他談話、言行知道。後來我們變得相熟，聊起，他哈哈大笑，「所以，你有同志雷達？」他跟我提起，他的一位前男友變成了植物人。以前一個男友是小混混，在網路上認識。他說，我也不是真的非常喜歡他，分手了三次，但分手後，他又來找我，我們又復合。有一天晚上，男友打電話給來，在電話那邊，他一直哭，說要來找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在哭，就等他來。等著等著，我睡著了，突然醒來，看到手機的時間，靠北，過了那麼久，還沒來到啊。後來，有電話打來，是男友的叔叔，說他在醫院。我趕緊去到醫院，後來醫生說他變成了植物人，他能不能醒來就要看他。原來他出門前吃了安眠藥，他有失眠問題，晚上他又吃了薑母鴨，薑母鴨有酒，結果他開車來找我中途就出事。他家人知道他來找我，如果他不來找我，就不會出事。我後來每次放假都會到醫院去看他，買一些很貴的營養品，他家人也不會買。後來有一次，護士跟他媽媽說，這些營養品很貴。他母親就起疑，我是他的誰，想道為什麼我會買來。後來，我沒再看他。我朋友說「他又不是對你很好」，都過了那麼多年，要還的都還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