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8日，細雨霏霏的夜晚，沈慶京站在京華城的熄燈晚會上，以「自責」之名向眾人道別。他的語氣中透露出「脆弱」與「無助」，每一句話裡都夾雜著「幻滅」與「悲傷」的情緒。這些感情的流露，讓人們再度看到他那顆不滅的夢想家之心。在這場告白中，他不僅訴說了遺憾，還用含蓄的方式表達了未曾放棄的決心，為未來的再起悄悄鋪路。兩天後，12月30日，京華城的大樓正式閉幕，象徵著這座繁華地標的謝幕。
最後要提醒民眾黨，若真的還想活下去，戰鬥並且獲勝是唯一方法，死路也就硬是會被走成了活路。京華城案「黨、檢、媒」已深度介入，已經不是單純的都市計畫紛爭，而是關於權力的生死對決。如果停下營救黨首柯文哲的腳步，民進黨不但會追殺柯文哲到底，還會挑動社會對立把民眾黨趕盡殺絕，直至團滅。
吳伯雄的設局：從工業區到商業區的棋步，第1次霸凌
1940年5月唐榮先生創建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代成為台灣最大的鋼鐵廠，沒有之一。1960年由於民間高利貸的壓力，唐榮鐵工廠面臨財務危機，尋求台灣銀行貸款未果後，轉而向中央政府請求援助。1962年我國政府因鋼鐵工業為國防基礎，不欲重工業落入外資控制，遂將唐榮鐵工廠改為省營，唐家自此失去經營權。
1986年台灣省議會決議出售位於台北市八德路的唐榮鐵工廠。1987年4月威京公司於許水德市府任內參與競標，並於7月得標。同年8月，京華城向台北市都委會陳情變更為「多目標多元化使用」，並於11月向許市府提出「京華城再開發計劃報告書」，申請將工業用地改為商業用途。
1988年京華城申請工業大樓建照獲准，但在「大型工業區退出台北市」的政策後，果斷放棄工業大樓建設，即使動工能迅速獲取可觀利潤，仍選擇支持城市永續發展。這一決策展現了企業的遠見與社會責任，並贏得市民的廣泛認同。
1989年時任台北市長吳伯雄表示，「工業用地變更為商業用地，威京集團必須捐地三成才算回饋公益。」他設立了三項裁決條件：第一，捐地三成，土地產權必須登記在市府名下；第二，建築容積率限制在500%，開放空間需達50%；第三，剩餘土地的20%樓地板面積需作為公共停車空間。儘管此「捐地要求」缺乏明確法律依據，吳伯雄以公權力強制推動，實為一次權力擴張的典型案例，迫使京華城接受該制度安排。此一強制措施，被批評為北市府運用公權力霸凌京華城的第1次明顯例證。
在這場不對等的博弈中，土地捐贈不再是自願的回饋，而是一種隱晦的勒索，迫使京華城在制度重壓下屈服於吳伯雄市府設下的權力鏈條之中。京華城的每一步，都受制於吳市府的意志，既無法拒絕也無從反擊。雖然1990年內政部認為捐地不利於整體開發，裁定京華城可免於捐地的義務，但1997年卻是京華城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寫下了一筆大方的捐贈，這不僅是土地的無私奉獻，更是一種對社會責任的真摯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