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來國民黨的內部鬥爭中，有人一直試圖否定宋慶齡的「國父遺孀」地位，但這最終沒有成功。因為歷史就是歷史，怎麼可能輕易否認呢？畢竟，陪伴國父孫中山在日本顛沛流離、在陳炯明軍隊的炮擊中拼死逃亡、在黃埔建軍建校的典禮中相伴左右、在北上協商全國停戰統一的談判中盡心照料、在協和醫院的生命最後時刻不離不棄，都是宋慶齡。更重要的是，國父與宋慶齡之婚姻，打破傳統輩分觀念，係自由戀愛、合法結婚，開革命者風氣之先。所以，「遺孀」二字，是宋慶齡革命伴侶的寫照，沉甸甸的。若說宋慶齡從這「國父遺孀」的頭銜中獲得了什麼物質利益？恐怕是真沒有。他們二人走到一起，無非是因為相知。不能小看相知的力量——這等於找到了靈魂伴侶，產生思想共鳴之火花。也只有靈魂上先成為伴侶，才能真正在生活上成為伴侶，迎接無數的艱難險阻。
在《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的第216頁中，有一首李怡寫給邱近思前輩的詩，寫照了這個愛情故事中的「相知」：
別以為花會凋謝人會死亡；
就說美好的記憶也會褪色；
你我雖不曾發誓永不相忘；
但彼此實已深深了解認識；
三年來每一個珍貴的記憶；
未來的歲月裡將歷久彌新；
自從那天你走進我生命裡；
年輕時的夢想我又去追尋；
我早已不再彈琴不再歌唱；
今天我喑啞的琴音與歌聲；
每一音聲都得到你的喝采；
只因你我間已是忘年知音；
別後記憶將常現你的笑容；
直至辭世時還會在腦海中……
這是一首白話文現代詩，意思並不難理解，所表達的應該就是一種相知的念想。從事過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文字寫作、修改、校對、排版、印刷、發行，直到今天都是非常辛苦和勞累的作業。如今有電腦及各種軟體程式協助，但在1990年代，文字工作對人的腦力、體力的挑戰極大。邱近思和李怡成為事業搭檔，與文字的生命躍動密不可分。這其中並不是浪漫，而是要共同協作和攜手去面對處理許多問題。相知，絕不僅僅是心靈感應這麼簡單。所謂相知，或許是能夠互相明白和體察對方的喜怒哀樂，能夠明白對方的不完美，能夠與其缺點、甚至錯誤共存。因此，要真正做到相知，其實真的一點也不容易。儒家思想認為知易行難，荀子曰「知之不若行之」。明白一件事，和具體做一件事，始終是兩件事。
筆者在書中感知的，是一種對愛情負責任、有信念、發乎善的真摯精神。這是一種源自傳統的價值，其實本不奢侈，但在當今這個時代的確變成了稀罕之物。邱近思陪伴李怡許久，特別是生命的最後幾年。筆者必須說，姑且不論夫妻關係，就算是父母與子女關係，民間尚且有「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說法。在醫院照顧家屬、陪護病人，是需要付出巨大耐心的。畢竟，走向生命的終點是不可逆的過程，時間每走過一天，都是一種付出和心血。這是對相知的回報，也是對相知的註解。邱近思係知識分子和時代新女性，能夠做到這樣，這實在是令人動容。畢竟，在從香港到台灣的這一路，邱近思的陪伴如很多人知道的那樣，這一路究竟蘊含了幾多滄桑和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