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113年10月5日應邱近思前輩之邀，參加其新書《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發表會。筆者研究近代史出身，寫作一直集中在思想史、國軍戰史和新聞評論。今天似乎要當一回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文學界的「鴛鴦蝴蝶派」，來談一談愛情，實在是「獻醜」。故而不敢稱是「書評」，而是以臨履之憂分享一點感想和體會。邱近思書中之文字讓筆者覺得：一個人袒露自己的愛情，是一種勇氣；在愛情中找到相知的體驗，是一種幸運；在伴侶生命的終點給予守望，是一種平淡的美德。這一切也顯然加深了筆者對「遺孀」二字的理解。
沉甸甸的遺孀、相知的詩歌
李怡在香港文學史、新聞傳播史甚或思想史上，有其地位和評價。他的人生軌跡經歷了出生成長在廣州、生活寫作在香港、最後病逝在台灣的過程。他的人生經歷，是中國大陸、港九新界劇烈時代變軌的寫照。這個部分，不論是哪一種政治立場的人士，從香港本土派到泛民主派，甚或建制派，都有不同的評述。
1949年後的諸多香港知識分子從毛澤東主義左派或是托洛斯基主義出發，但最後定標在和原本對立的價值範疇中，這樣的例子在香港思想史中並不鮮見，亦很值得研究。不過在10月5日的新書會上，關於李怡的愛情，香港作家陶傑在致辭時，用了一個成語則令筆者印象深刻：波瀾壯闊。
邱近思是李怡的遺孀。以往，筆者對「遺孀」一詞的理解，往往是透過對歷史人物的風雲際會來體認。「遺孀」這個詞，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遺孀回憶自己與伴侶的故事，往往會成為焦點。末代皇帝溥儀的遺孀李淑賢曾出版回憶錄《末代皇帝溥儀與我》，引起極大轟動。溥儀的一生經歷過婉容、文繡、譚玉齡、李玉琴、李淑賢等伴侶。最後為溥儀送終的，是李淑賢。李淑賢與溥儀相識在中共建政之後，溥儀經過戰犯管理所的生活，已經是普通人。結婚僅5年，溥儀就過世了。但這5年的婚姻，卻對李淑賢產生了極大影響。
另一個經典，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孀是宋慶齡。國父孫中山先生元配是盧慕貞，中間還有革命伴侶陳翠芬，當然，史學家們考證出很多其他人。但無論怎樣，無論一個男人經歷了多少次婚姻、戀愛，生命結束時的最後一個配偶，就是遺孀。後世對國父與宋慶齡婚姻的評價，若拋開政治立場的歧見，則史學界較為一致的共識是：這是一對理想主義的革命夫妻、革命伴侶。
在國父革命史、國民革命史中，作為國父遺孀的宋慶齡，有著一種很特殊的角色，她似乎盡力在捍衛自己丈夫的革命理想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與先總統蔣中正以及自己的親妹妹宋美齡分道揚鑣。畢竟，遺孀是一個很特別的詞，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國父在北京殂逝時，陪伴在側的是宋慶齡；執筆撰寫遺囑的是汪精衛。而且，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除了耳熟能詳的《國父遺囑》外，還有《家事遺囑》。彼時的蔣中正，正在廣東領導國軍東征。宋慶齡、汪精衛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對孫中山個人思想生平甚或政治路線的詮釋優先權。這也是先總統蔣中正後來即便獲得了權力，也一直要以「總理信徒」自居、並強化自己與國父親密師生關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