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國際貿易關係從來不是純經濟領域，而屬於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平民主義運動的主流是支持市場機制和有限政府。在國際經濟中「反全球化」，是對收入不平等的反彈，是暫時的，是有盟友間區域貿易自由補償的。「反全球化」更深刻的原因是地緣政治，體現對中國製造業「通吃」世界的焦慮。英國國內禁止鴉片消費，但以軍事力量壓中國進口鴉片。中國戰敗，只好在本國開放種植鴉片，從而「替代」鴉片進口。但而今美國強力要求中國禁止毒品原料出口美國，中國在高壓下配合了。這不是經濟學，是實力政治、地緣政治。
第六，比起精英主義者，平民主義者的國際觀更「內向」，較為「現實主義」，更願精算爭奪勢力範圍（或代理人戰爭）的成本收益。他們對包裝國際戰爭的「意識形態」或「文明衝突」興趣比較小，對用軍事手段和戰爭邊緣政策挑釁他國的興趣相對也比較小。美國民主黨與軍工集團的聯絡比共和黨更密切，共和黨更傾向於結束戰爭而非發動或挑動戰爭。川普的勝選致詞只有3分鐘，卻11次提到馬斯克（Elon Musk）。馬斯克是官僚主義的死敵，是市場機制高聲的支持者，不是對外甚至對華戰爭的粉絲。俄烏戰爭在川普上台之際停火，是大概率的。理想主義者認為「人定勝天」，把氣候變暖說成人為和各國合作可控，也非平民主義者所熱衷。
第七，川普對國際貿易關稅的熱衷很可能揭示中美對峙關係的實質，為穩定住兩國關係提供一種新理解。我們不應忘記，對外封鎖尖端技術貿易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國際政治自古以來的常態和常識。封鎖的具體項目是動態的，為的只是在具體技術上較久地保持領先。中美對峙是「結構性」的，似乎無解。但「修昔底德陷阱」的精準表述是：戰爭來自斯巴達城邦對雅典城邦迅速崛起的「恐懼」，也就是美國對中國快速崛起、取代美國世界霸權地位的「恐懼」。這種恐懼似乎導致戰爭或代理人戰爭的必然。然而，若美國「確信」中國不再「快速崛起」，無力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又會如何？霸權恆定表現為「一手持劍，一手持經」。中國不可能在全球建立軍事基地和隨時準備在全球使用軍事力量。中國也沒有為世界提供關於來世的普適憧憬。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國家，還「物質主義」到無力給世界提供任何「經」，無論《聖經》還是《可蘭經》，或《共產黨宣言》和「自由民主」。更何況，全世界都看到中國人口萎縮的前景。中國去（2023）年約有1,800萬小學生入學，但去年約只有900萬嬰兒新生，6年後小學新生將減少一半。換言之，三代人後中國人口將減半到7億，與屆時的美國人口持平。而今中國的比較優勢是製造業；「中國製造」出口所到之處碾壓所有國的製造業。應對這種比較優勢，不用打仗，更不用打核戰爭，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可能就足夠。日本在「停滯的30年」裡，汽車出口逐漸稱霸全球，但也未見日本實力稱霸全球。創造的財富取代製造的財富是生產方式進步的歷史大趨勢。
＊作者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本文經《海外看世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