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佩珊昨日形容謝宜容的角色時，輕描淡寫的形容謝也許有她的惡，但調查報告要找出的是科層官僚體制是否有這樣系統性的惡，就如漢娜鄂蘭形容的「平庸之惡」；坦白說，拿「平庸之惡」和系統性的惡來解釋這次輕生事件，難怪調查報告會被指為是官官相護之作。
漢娜鄂蘭當年親自到耶路撒冷採訪納粹頭子艾希曼大審時，發展出「平庸之惡」的概念，但這個名詞不是用來為艾希曼脫罪的，她贊成法官的態度，「在法庭內，受審的不是制度，不是主義，而是一個人」，法官在意的是艾希曼主導送多少猶太人進毒氣室，是他要為此受審判、付出代價，而不是當年有多少反猶風潮，換句話說，即使是在極權統治高壓下的個人都不容許將責任轉移到所謂的系統，更何況是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
抗議、叛離都無效 死亡是最絕望的抗議
與其糾結在科層官僚的平庸之惡，其實，勞動部或賴政府該正視的是吳姓公務員為何會求其生而不可得，調查報告形容他孤立無援，又是誰造成他孤立無援，這個不用推給系統，發聲管道本來就是任何組織該建立的，正如另一位理論大師赫緒曼經典之作《叛離、抗議與忠誠》一書形容的，組織中的個人至少有叛離與抗議兩種途徑，在吳員做出最終極的「叛離」(EXIT)即輕生之前，他曾經嘗試過抗議(VOICE）途徑嗎？
顯然是有的，北分署員工曾於今年二月向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安邦陳情，但當時的勞動部長許銘春及現在的勞動部長何佩珊卻都表示不知情，員工出聲了，但傳不到有權人士耳裡，或是有權人士即使知情，也故意忽視，這個真的不能推給少系統或結構，抗議（VOICE)為何無效，因為掌權的正是官官相護的同一群人。
即使是叛離也還有更輕微的等級，北發署申請調職人數高於異常正是典型的「叛離」症候群，綠委劉建國曝光員工信件，指出原本輕生的吳員也申請調職，但是為了相挺同事而留下，最終竟以生命喪失的方式離開。
死亡是最終極的叛離，也是最深層的抗議，一位公務員之死意外的將赫緒曼兩種途徑結合，這對政府是嚴重的警訊，當了解政府體制的公務員只能靠尋死來改變（或是也無法改變）時，或是即使「叛離」到他處也仍然是官官相護的環境時，這就真的是民進黨政府的結構性、系統性的問題了，這可不是一句「平庸之惡」就可以打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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