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幽靈在空中盤旋。他建立的「紅色話語」既解放又奴役中國社會與人民的語言、思想、行為模式至少八十多年了。官方文宣固不論矣，即連海內外異議分子身上的言行也往往蓋上毛式的烙印。本書《滄浪之水：紅色知識話語的建構與推行》以1951-52年高校知識人思想改造為個案，以小見大，上接「延安整風」的餘緒（高華，2000），下啟「反右」和「文革」的開端（錢理群，2012），一脈相承，今日讀之，猶令人不寒而慄。考察紅色話語的「知識考古學」，不僅有歷史意義，並且為理解毛澤東時代、後毛時代乃至當今習近平「新時代」的思想資源提供一把重要的鑰匙。
（註：本文原為一學術著作之推薦序，唯香港國安法頒布後，出版社與該書作者皆為之噤聲，著作未能問世，唯留此序在人間。）
本書乃作者根據博士論文三易其稿而成。我們雖無師生之緣，承其雅意，在付梓前夕出示書稿，讓我先睹為快。（按：此書後來並未順利出版。）我不揣鄙陋，遵囑提出一些粗淺的讀後感，借題發揮，期與作者對話，也表達一份誠摯的敬意。我的讀後感包括三方面：(一) 毛式話語的內在矛盾；(二)紅色話語與暴力結構的辯證；（三）方法論的考慮。
（一）毛式話語的內在矛盾
余英時先生（1992：43）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基本上便是一部邊緣人奔向權力中心而知識分子則不斷被擠出中心的歷史。」他又說：「黨內的‘成功者’起碼必須具備兩大要訣，一是‘狠’字訣，一是‘痞’字訣。這正相當於毛澤東自我估價的‘虎氣’和‘猴氣’。」換言之，毛在處上風時則「狠」，在處下風時則「痞」。毛澤東一生善變，反覆無常，青年時是無政府主義者，五四時期則景仰胡適（他自己對斯諾說的），成為政治領袖以後又有幾次變化，自嘲曾上過「綠林大學」，晚年更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作者分析，毛式紅色革命話語體系以建構「階級」為核心，其中又以農民構成「人民」的主體。農民為「我」，知識群體為「敵」，二元對立。知識群體的「原罪」，就是高高在上，只懂一些無知愚昧的「書本知識」，完全不事生產，以致站在與農民階級的對立面，除非加以徹底改造，使之「農工化」，否則應該打倒知識人的「階級壓迫」。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主義」徹底顛倒傳統儒家的道德秩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環。
必須強調，毛式話語是經過數十年長期發展出來的，不是為理論而理論，更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革命的實際需要創造條件。這套話語體系自然有其延續性，也有其斷裂性。在漫長而艱險的革命過程當中，或因應各種內外鬥爭情勢（包括國民黨、國際共黨、黨內各階段的權力競爭者），或因主觀需要，話語常常翻轉不定。眾所周知，毛敵視自由主義，藐視知識人，但這也未可一概而論：在延安初期，出於需要，毛也歡迎過知識人，他們的階級屬性並未如後來的固定化；而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爭取自由民主，《解放日報》卻在延安推行「輿論一律」。這些斷裂性對毛而言是鬥爭策略，一旦情勢逆轉，便可能突然大轉彎，收拾權宜性的話語。毛澤東原來欣賞魯迅在「白區」對國民黨「投槍匕首」，但魯迅畢竟懷疑一切權力，以致毛不許紅色的「解放區」流行魯迅文風，延安整風時更整肅受魯迅影響的王實味。
除了權宜的政治利用，毛式話語本身其實就充滿了理論的內在矛盾。作者指出，毛受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影響。中共歷史上以「民主集中」為圭臬，號稱結合群眾路線和一黨專政的「辯證統一」，但在實踐上則左右搖擺，權力極不穩定，從未獲得合法合理的制衡。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翻雲覆雨，今日之是，可能是明日之非。鄧小平的政治反右、經濟反左的政策，又舉如「黨性」與「人民性」、社會主義異化等等辯論，亦復反映這種內在矛盾。正因為這個斷裂性和內在矛盾，1980年代言論短暫相對開放時期，黨內思想改革派才能引述毛的「自由面」打擊毛的「專制面」，這個伎倆是威廉斯(Williams, 1977)所說典型的「選擇性吸納」(selective incorporation)，結果徒勞無功。同時，為了證明偉大領袖高瞻遠矚，一貫正確，許多重要文稿都經過當局反覆審查修訂才進入《毛澤東選集》。
（二）紅色話語與暴力結構的辯證
天下的專制獨裁者莫不壟斷國家暴力（警察、軍隊、特務、監獄），馴服人的肉體，然而毛澤東更要進一步觸及人的靈魂深處，徹底洗腦，其規模和程度超過斯大林，幾乎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我在通讀本書時，深感作者有效運用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路徑，提高理論層次，使我們對於話語、知識與權力的相互關係有更透徹的理解。作者說: 「一旦政治權杖觸不到的領域，倫理道德的力量便可以起到干涉作用。因此，紅色知識話語體系的內容並非僅是新的政治權力文本的呈現，亦是一部新的道德倫理宣言。」這是深刻的見解。我以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使人們從根本上覺得「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甚至相信「世界本來就應該這樣」，因而滲透到人們最細緻、最隱蔽的思想領域。
作者以「滄浪之水」為知識人「洗澡」（思想改造）運動的隱喻，在掌握大量文本的基礎上，細緻地刻畫毛式紅色話語如何建造「階級出身論」，貶低知識階層的道德品格，拔高農民和工人的先進性，並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機制激發知識人的「原罪感」，先否定自己的歷史和出身，再用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社會壓力使其就範，導致知識人自己污名化，又互相妖魔化，毫無間斷，最後至少在「表面上」是完全服從紅色革命意識形態的網羅了。必須指出，作者以福柯的洞見賦文本以深刻的意義，從文本中探窺深層的權力運作，絲絲入扣，但她並未本末倒置，以文本去遷就福柯的理論架構。
話說回來，「話語」的定義未免含糊，我也不禁懷疑過分依賴文本分析是否有「泛話語化」的傾向。我從本書中獲得以下幾個相關而相異的印象：（1）話語是權力的再現；（2）話語是權力建構的工具；（3）話語是權力的組成部分；（4）話語是權力鬥爭的場域；（5）話語就是權力。如果話語的性質和作用涵蓋這五個面相，是否應該設立不同的條件安頓這些關係？尤其是在最廣泛而抽象的層面，作者引述福柯的話說：「歷史不厭其煩地教誨我們：話語並非轉化成語言的鬥爭或抗爭系統，它就是鬥爭的手段和目的本身。話語即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
英國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Williams, 1977：112）闡發葛蘭西「意識爭霸」的理論時說：「鮮活的霸權恆是一個過程。………它必須不斷被更新、再生產、保衛與修正。同時，它也不斷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壓力所抗拒、限制、改變和挑戰。」這是充滿激烈競爭乃至鬥爭的動態過程，有攻有防，有進有退，有分有合，而不是靜態的製作成品。文化批評大家薩伊德研究西方帝國主義在殖民過程所建構的「東方主 義」，以及殖民地對殖民者進行的文化抗爭，他的分析路徑一方面受到威廉斯的啟發，一方面又接受早期福柯關於「話語」的論述。但薩伊德(Said, 2000)後來批評，福柯晚期走入「泛話語」和「泛權力」的決定論。我對此深有同感。
上引福柯淋漓暢快的全稱命題，與毛澤東自誇以「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和蔣介石，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假如我們相信福柯的「話語即權力」，那麼權力本身又是什麼？若以公式代換的方式，一逕認為「權力即話語」，豈不是掉回循環邏輯的泥淖?中國古訓「徒法不足以自行」，話語本身也無法自生權力。毛澤東擊潰國民黨，有各種複雜多端的國內國際因素，例如國府的貪腐無能、民生凋敝、中共在抗戰期間發展勢力以及蘇聯接收中國東北時支援共軍，倘若一味歸諸「文房四寶」的作用，不啻是簡單的化約論。
只抓「筆桿子」，沒有「槍桿子」，不可能出專制政權；但只抓「槍桿子」，沒有「筆桿子」，專政的中樞神經恐怕隨時會崩潰。從中共一頁頁血淋淋的權力鬥爭歷史中，我們知道紅色話語和暴力結構是互為表裡、交叉運用的。作者有一段非常精闢的話：「蛛網般遍布全國的傳播體系與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網絡結構，使全民處於福柯筆下‘全景式’的‘懲戒性凝視’當中；一波接一波的學習運動與思想改造運動，對精英知識分子進行了反覆的權力話語規訓。」須知這種「全景式的懲戒性凝視」是有複雜的社會脈絡為基礎的，因此話語的文本分析（text）與暴力結構的語境(context)、權力鬥爭的過程(process)必須隨時保持緊密的互動聯繫，作者如在這方面多所著墨，分析當更加全面而精當。
（三）方法論的問題
依照社會心理學家凱爾曼（Kelman，1961）的說法，態度變遷必須經歷三個階段：最先是順從權力者的意志或要求，不管是出於自願、被迫或兩者兼有，都是為了趨吉避凶；接著，經過潛移默化，或接受群眾的壓力，逐漸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權力者那套思想或話語，以降低心理與行為的矛盾；最後，甚至把權力者原來所強加的世界觀「內化」成為自己的信仰。在共產中國，從各種政治運動的軌跡，大概可以隱約看到這個態度變遷的廓影，但細節的了解則付之闕如。在極其險惡的政治迫害中，知識人連零星的材料都毀之唯恐不及，除了極少數（例如吳宓、顧頡剛）例外，誰都不敢保留完整的日記，後人便難以探窺其內心活動的軌跡或煎熬了。
這個困難是所有研究共產中國的學者必須面對的。以本書分析的文本而言，很多例證取自著名知識人公開的表態或認罪，而且都是經過官方刻意精心篩選以後張貼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之類全國性黨媒示眾的標本。這些個性、才情和背景殊異的錚錚風骨大學者，從馮友蘭、朱光潛、費孝通開始到金岳霖、梁思成，曾幾何時竟如一具具木偶，儼然成為殺雞儆猴的祭品。他們的「認罪書」千篇一律，連如何自賤的故事情節（出身、階級、教育、好名）乃至遣詞用字，都宛如同一個意識形態工廠的銅模鑄造出來的，思之令人神傷。作者從許多斷簡零篇中尋取線索，以圖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但這個還原歷史場景的複雜工程剛剛開始，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其實，一旦暴力結構稍有鬆動，表面上看似堅牢的態度「認同」或「內化」也必然跟著動搖。 「文革」結束以後，特別是1980年代，出現一些回憶錄（例如巴金），對以前的「表態」有比較真切的反省。在新聞領域，王芸生、徐鑄成和蕭乾紛紛出面「翻供」，懺悔當年詆毀《大公報》的違心之論。當知這些態度的「認同」和「內化」塗有時代底色，不可不信，又不可盡信。楊奎松（2013）繡花針式的工筆記敘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這些知識人馴服的過程各有各的曲折，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挖掘知識人與紅色革命話語種種交涉的「同與異」以及「常與變」（李金銓，2019：36-46）或是未來努力的方向。可嘆者，如今當事人逐漸凋零殆盡，關鍵文件檔案又被深鎖，這類重建歷史的研究復橫遭政治暴力阻撓，搶救歷史是何其艱鉅的事！
最後，我尚有不能已於言者：異代海外讀者如我，展讀此作，不斷自問，若易地而處，生命將會如何安排？儘管歷史沒有事先也沒有事後的答案，卻完全不妨礙後人撥開門縫的一角加以凝視、回望和反思。我謹借張新穎（2014）在《沈從文的後半生》後記的幾句話，獻給所有被毛式紅色專制鐵拳所蹂躪摧殘的知識人：
雖然在二十世紀中國，這方面（時代）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的力量過於弱小，不過，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頁354-355）
請問弱小的個人已經從歷史中站立起來了，正在站立起來，或者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站立起來？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
參考書目：
高華（2000）《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台北：聯經。
錢理群（2012）《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另一種歷史書寫》台北：聯經。
楊奎松 （2013）《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的書生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余英時（1992）《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
張新穎（2014）《沈從文的後半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Kelman, Herbert C. (1961), 「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5:57-78.
Said, Edward W. (2000), 「Foucault and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pp. 239-245) 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更多文章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