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幽靈在空中盤旋。他建立的「紅色話語」既解放又奴役中國社會與人民的語言、思想、行為模式至少八十多年了。官方文宣固不論矣,即連海內外異議分子身上的言行也往往蓋上毛式的烙印。本書《滄浪之水:紅色知識話語的建構與推行》以1951-52年高校知識人思想改造為個案,以小見大,上接「延安整風」的餘緒(高華,2000),下啟「反右」和「文革」的開端(錢理群,2012),一脈相承,今日讀之,猶令人不寒而慄。考察紅色話語的「知識考古學」,不僅有歷史意義,並且為理解毛澤東時代、後毛時代乃至當今習近平「新時代」的思想資源提供一把重要的鑰匙。
(註:本文原為一學術著作之推薦序,唯香港國安法分布後,出版社與該書作者皆為之噤聲,著作未能問世,唯留此序在人間。)
本書乃作者根據博士論文三易其稿而成。我們雖無師生之緣,承其雅意,在付梓前夕出示書稿,讓我先睹為快。(按:此書後來並未順利出版。)我不揣鄙陋,遵囑提出一些粗淺的讀後感,借題發揮,期與作者對話,也表達一份誠摯的敬意。我的讀後感包括三方面:(一) 毛式話語的內在矛盾;(二)紅色話語與暴力結構的辯證;(三)方法論的考慮。
(一)毛式話語的內在矛盾
余英時先生(1992:43)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基本上便是一部邊緣人奔向權力中心而知識分子則不斷被擠出中心的歷史。」他又說:「黨內的‘成功者’起碼必須具備兩大要訣,一是‘狠’字訣,一是‘痞’字訣。這正相當於毛澤東自我估價的‘虎氣’和‘猴氣’。」換言之,毛在處上風時則「狠」,在處下風時則「痞」。毛澤東一生善變,反覆無常,青年時是無政府主義者,五四時期則景仰胡適(他自己對斯諾說的),成為政治領袖以後又有幾次變化,自嘲曾上過「綠林大學」,晚年更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作者分析,毛式紅色革命話語體系以建構「階級」為核心,其中又以農民構成「人民」的主體。農民為「我」,知識群體為「敵」,二元對立。知識群體的「原罪」,就是高高在上,只懂一些無知愚昧的「書本知識」,完全不事生產,以致站在與農民階級的對立面,除非加以徹底改造,使之「農工化」,否則應該打倒知識人的「階級壓迫」。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主義」徹底顛倒傳統儒家的道德秩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環。
必須強調,毛式話語是經過數十年長期發展出來的,不是為理論而理論,更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革命的實際需要創造條件。這套話語體系自然有其延續性,也有其斷裂性。在漫長而艱險的革命過程當中,或因應各種內外鬥爭情勢(包括國民黨、國際共黨、黨內各階段的權力競爭者),或因主觀需要,話語常常翻轉不定。眾所周知,毛敵視自由主義,藐視知識人,但這也未可一概而論:在延安初期,出於需要,毛也歡迎過知識人,他們的階級屬性並未如後來的固定化;而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爭取自由民主,《解放日報》卻在延安推行「輿論一律」。這些斷裂性對毛而言是鬥爭策略,一旦情勢逆轉,便可能突然大轉彎,收拾權宜性的話語。毛澤東原來欣賞魯迅在「白區」對國民黨「投槍匕首」,但魯迅畢竟懷疑一切權力,以致毛不許紅色的「解放區」流行魯迅文風,延安整風時更整肅受魯迅影響的王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