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邂逅金庸
時光飛馳，轉眼今年已是金庸一百年。
而那本我三十歲時寫的《讀金庸偶得》，竟也過了四十二年！
六十年代中期，我就看過《天龍八部》。那是某一位跑船的長輩從香港帶回來的。讀後極為驚艷，但並不知道作者金庸是何許人也。
七十年代，臺灣的租書店有《萍蹤俠影錄》、《小白龍》等書名，據說也是金庸所著，只是被冠以別的書名與用了別的作者之名。 看過了好幾部他的著作，加上自己從十多歲已到了二十多歲，早多了更豐厚的審美功力；那時候即認定這位金庸，是眾多武俠小說家裡寫得最好的！
二、沈登恩引進臺灣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剛退伍沒幾天，在臺北衡陽路巧遇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他說他費了很大的工夫，終於使金庸的著作解禁了，終於要引進金庸的書在臺灣正式出版了。他七十年代中期即聽我閒談中聊過些許金庸，這一當兒，見到了剛退伍的我，居然心中生出一個頗大膽的盤算。遂約我次日到他光復南路的出版社詳談。
不久，我就接下了這本《讀金庸偶得》寫作工作。
猶記沈登恩當年愛說：「《紅樓夢》這書如此膾炙人口，所以有『紅學』；金庸也該有『金學』！」他拿出他剛出的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再看金庸小說》二書，說：「你也來寫一本吧！」
這就是我說的他的「大膽的盤算」。
我寫得慢，等我半年後交稿時，倪匡已出了《三看金庸小說》。所以我是諸多「金學研究」眾書中的第四本。
有眼尖的讀者會問：「你書中似乎沒提《碧血劍》？」我說：「好問題。乃八十年代最早的遠景版，沒出《碧血劍》。它還沒解禁。」
這就像當時《射鵰英雄傳》是改成《大漠英雄傳》的書名，才過關的。另外《書劍恩仇錄》也改成《書劍江山》，皆是當年的一些規避之舉。
這書交出後不久，我就被「國泰建業廣告公司」（即「奧美廣告」的前身）的協理宋秩銘拉去他公司做一個「文案」（copywriter）。有一天，公司接了香港某部電影的廣告工作。電影的製片，叫蔡瀾。我和他聊天中說，剛寫完了一本討論香港武俠作家叫金庸的小書，叫《讀金庸偶得》。又過了一兩個月，蔡瀾又來到臺北，一碰面，他道：「我從香港帶來一張報紙，要給你的。報上有篇書評，評你的《讀金庸偶得》。結果我今天要帶這張報紙出門，在旅館房間裡遍尋不得。我想，可能是打掃的人當成是看過的舊報紙，當垃圾收拾掉了。」這大約是一九八二年聖誕節那時之事。
三、三十歲迎來了閱看武俠的尾聲
金庸的書一出，於我言，武俠書的終極版於焉出矣。
至此，別的武俠書再不用看矣。
也正好是八十年代，我要進入我的三十之年，其實武俠小說已漸不看矣。正好以詳讀金庸（並寫成一本評論之書）做為尾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