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教授在他的〈最後一課〉指出自己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大大影響香港人。他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為何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使命是什麼？他的論述如下：
在「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傳統下，中國讀書人會覺得自己最高境界就是行走尚書房，在翰林院教太子讀書，要做國師。今天在中國和香港有太多這種依附權力的學者，為何他們無法成為社會良心，批判社會不公現象，甚至批判權力呢？
這種對於中國儒家傳統的想法是很典型的理解，雖然跟我個人理解的不同。在儒家傳統當中，孔孟反對當時政道，主張仁政，當然惶惶如喪家之犬。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仕途「三起三落」，但還是在被貶時寫下「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范仲淹對於宰相呂夷簡任用私人不滿，繪製了「百官圖」，在圖中列出眾官員的調升，進呈給宋仁宗。范仲淹被貶時，朋友梅堯臣寫了〈啄木〉詩和〈靈烏賦〉給范仲淹，勸他報喜不報憂，而范仲淹則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回覆。同時期的歐陽修亦寫有〈朋黨論〉，「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雍正皇帝對此觀點不以為然，甚至寫了〈御制朋黨論〉反駁歐陽修，認為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為人臣，做臣子「義當惟知有君」、「而能與君同好惡」，認為〈朋黨論〉逆反了君臣的「尊卑之分」。宋代有「不殺士大夫」之祖訓，士大夫因言獲罪，亦不致於死。而到了明代，士大夫跟政權抗爭換來的結果是血濺史書。明英宗被俘，于謙為了一國利益，擊退蒙古瓦剌軍，擁立景泰帝，後於明英宗復辟後被殺。于謙寫有〈石灰吟〉一詩，「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正是他對自身人格的期許，亦預示了自己的死亡。明末東林黨不惜生命，對抗宦官魏忠賢。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描述左光斗入獄，「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但面對前來探望的學生史可法，依然曉以大義，師生義氣相勉，為國事鞠躬盡瘁。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是以血來書寫；中國儒者，是以自己的死來證道。「殉道」一詞，出自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儒者於天下有道之時，以一身體現道；天下無道之時，儒者殺身成仁。孟子強調的「捨生取義」即孔子所言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如果說儒者是為國事犧牲，倒不如說他們以自己的死亡來作為證道：儒者對於自己良心的承諾，對於社會的承諾，最終以「以身殉道」來證成。面對自己的死，終可以無悔於聖賢傳統，此所以文天祥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