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以傳統儒家並沒有建立出「民主制度」的政治想法，來抹殺掉過去儒者所作的政治抗爭，那太武斷。中國民主思想的萌芽，見於明末黃宗羲等人的思考。
即使到中國近代，經歷五四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但儒家傳統並未終結。在時代的風聲鶴唳中，梁漱溟等人思索儒學在中國轉型的位置與出路。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於1949年後離開中國大陸，堅持中國必須實踐民主，結束專制政權。
周保松在〈推薦序〉提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傳統和文化，香港中文大學行書院制，其中新亞書院即為唐君毅先生、錢穆先生等人所創立。香港學者趙敬邦寫有《唐君毅與香港》，於2023年出版，疏理了唐君毅先生在香港所作的文化貢獻。趙教授指出唐先生對香港的想法有不斷的改變：第一階段，討論中國學問應該在中國大陸或台灣，他們關心的是「中國」，而非香港。自己在香港只屬流亡，對香港並沒有「根」。第二階段，唐先生勸告年輕學生應把所學貢獻香港，不要如前人視香港為客居之地。第三階段，唐先生認為自己得以到來香港，是天意希望為中國留下文化種子，若沒有香港，這點希望終熄滅，香港可以作為中國指引出路的燈塔。
趙教授指出新亞書院是以「中國宋代的書院」作模式，從錢穆、唐君毅等人所撰寫〈新亞學規〉可看到，其中第十四條言「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
唐先生亦言，希望新亞精神可以與世界其他新知新學所配合，「以望有所貢獻于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唐先生對新亞書院寄予了自身的文化理想，並希望此文化理想可以透過創辦新亞書院來實踐。早期創辦新亞書院，面對經濟困難，創辦者甚至以行乞的方式籌款，以求維持學校的運作。唐君毅先生的夫人，謝廷光先生於〈憶先夫唐君毅先生〉寫到他們一家拾荒變賣，以支持新亞書院：
毅兄：你記得嗎？我們莫有錢的時候，把空瓶空罐都送到收荒店去賣，本來可以賣一角錢一個的，但有一次送去，店家只出五分錢一個，我們很生氣，拿著一大袋大大小小的空瓶空罐掉頭就走，一不小心失手，把瓶瓶罐罐倒得滿街都是，途人大笑，我們並不在乎，我們亦跟著大笑，後來這件事常成我們談話的資料，覺得很有趣味。
雖然儒學以「安貧樂道」自許，但儒學大師一家淪落到撿垃圾去賣，讀者無法不動容。牟宗三先生認為唐先生把太多時間花在行政上，影響了做學問。然而，牟先生在〈悼念唐君毅先生〉表達了理解：
唐先生對於新亞感情特深，近十幾年來，其生命幾全部耗費於新亞。而新亞之作始以及其後來之發展本駁雜不純；人事，口舌，是非，恩怨，又極多。唐先生身處其中直如煉獄，其心身之受傷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