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點，財劃法修法前後對一般民眾權益的影響，其實就如「朝三暮四」改為「朝四暮三」一樣，總數不變、分配改變罷了。
那為什麼政客們為此打破頭爭執不休？說穿了，就是為錢與權，因為有錢會更有權，政治上更有「揮灑空間」。當中央取得與掌握更高額的款項時，地方更需要看中央臉色，中央執政黨也更有資源嘉惠「本黨地方執政同志們」。
蔡政府時代的前瞻計劃，就為全民紮紮實實的上了一課，綠色執政縣市總能拿到更多的計劃與補助；去年8月審計部公布前瞻計畫第3期的預算審核報告就引發不少議論，依照其報告，中央共補助地方5358億，但高雄市獲1265億、占總補助近4分之1，遠高於其他縣市；相比六都裡墊底的台北市，差距幾乎是9倍之多。
在財劃法修改、地方取得更多份額後，中央用來讓地方聽話、或是嘉惠「本黨地方同志」的籌碼確實變少，地方則因此可掌握更多錢與權、少看一點中央臉色。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力量會出現消長，特別是中央與地方不同黨派執政時會更明顯。難怪有人對在野黨支持提高地方分配比例，會解讀與取笑為「對奪回中央執政無望」。
有人擔心中央失去錢與權造成對地方的「失控」，或是憂心地方錢多揮霍、出現更多的「劉政鴻」，大概都是過慮了。上次財劃法修訂是1999年精省後的李登輝時代，當時把原本中央地方的60%、40%比例修為75%、25%，現在再修為60%、40%，只是回歸當年的比例罷了。有人認為李登輝時代中央對地方「失控」嗎？而對地方政府揮霍的憂心也非必然與必要，因為中央同樣存在著各式各樣、金額甚至更鉅大的浪費與揮霍。
至於修法前後比較的對錯、好壞比較，大概就是見仁見智；地方應該分配多一點還是少一點，不會有一個絕對正確的黃金比例，端視對地方自治的支持程度高低；如果要提高地方自治程度、讓地方不再一味仰中央之鼻息，就該讓地方掌握更多錢與權。
從這個觀點看，修法有理，真正的核心只是中央與地方錢、權比重之爭罷了。把財劃法當成惡法，大可不必、更是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