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的英國學者兼《衛報》專欄作家艾希也這麼指出─多虧那些見風轉舵的人，這讓民主政治的政權轉移得以如此平順。
因此，會來的不是天堂，也不會是末日，只是某種較不舒服也艱難起來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之而起的種種必然混亂─人要面對的不是經濟體系的轟然崩潰（不少以預言為業的人偏愛這種說法和語調），在我們可預見的、有意義時間長度的未來應該不至於如此，也不會以這種方式發生；或這麼講，會先來的不是一次崩毀，有太多的瓦解會遠遠搶在它前頭發生，不是大樓倒塌，而是不斷掉磚掉瓦，這才是人的真正處境。
基本上，人類世界的現實主體問題仍發生於生存線之上而非之下，不是人餓死凍死的問題（最邊緣地帶的確會這樣），而是人以什麼方式過活的問題；某種對「生活鐵律」、對生活規格生命規格的不得不下修，所引發的不安、沮喪、抗拒和怨怒云云。畢竟，人這樣生活、希望和生命安排已經幾十幾百年了，不止如此，我們的家庭建構、社會建構、政治建構乃至於一整個人的生命網絡，已不知不覺完全立基、密合、依存於對此一經濟機制的預期、信任和計算之上，說不上來從哪一天開始，這個世界「忽然」翻臉也似的一樣一樣告訴你，你的預期不會這樣發生了，你的這個那個計算是不成立的，凡此。因此，所謂的瓦解係以種種很具體、很實際的事件形式綿密的發生，一件一件來看也許都不致命，卻讓人焦躁狼狽不已，而且都僅僅像是個別遭遇個人的不運和失誤，某種孤立無援還難言。像是人忽然被迫提前退休或中年被公司裁出（儘管依勞基法取得補償），家裡小孩該順利就業自立卻一直沒工作，原本應該有辦法支應的房貸愈來愈像付不出來，老父母的照護遠比想像的沉重而且漫長，種種種種。先衝擊到的不是存亡問題的身體，而是人的心志和精神層面，就像大經濟學者克魯曼越過他本行正確無比的指出來，失業問題真正強大而且駐留不去的破壞力，係發生於社會面而非經濟面，一個國家失業率上揚三五個百分點，之於經濟活動的順利運行與否仍可以看得很輕，乃至於只是經濟機制的摩擦調整、數字起伏，卻總是在人、家庭和社會這一邊引發連鎖性的不安、混亂和瓦解，給一整個社會和人心注入了陰鬱、怨怒和絕望這些火藥也似的東西。
讀過某人回憶他某個年代的這麼一句昂揚的話語：「當時我們一無所有，卻有著人類從未有過的最美好希望。」今天，我們也許可誇張的把話倒過來：「我們可能有著人類歷史上最多的東西，就只是少掉了希望。」
不是會餓死的人，而是失意的人─「失意」這詞及其概念，我完整借自於霍弗這位碼頭工人哲學家學者兼社會運動祖師爺級人物。其實托克維爾也大致這麼說過，他回憶自己在法國大革命現場種種，指出起身革命的並不是日後馬克思所說除了腳鐐手銬再沒其他損失的人，而是一些僥倖取利者，更普遍的則是失意的、感覺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已失去希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