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運動風起雲湧，宋欣穎形容，那是「向上、進步」的時代氛圍：「我上了大學，受了很多思潮洗禮，會去反省為什麼女人不能抽菸？為什麼吃檳榔是丟臉的？那是她的文化，我為什麼要討厭我自己的出身？為什麼要覺得講台語沒水準？這些都是台灣社會進步，我跟著進步。」
「你要說我阿嬤不愛我嗎？不是的，只是我們在大環境的教育，跟主流價值下，造成了一些誤解，而無法好好相處，或是我不認同她。」
「但我懂這些事情時，我阿嬤已經死掉了。」臉上掛著微笑，宋欣穎的語氣，很平淡。
無形間，寫了整個世代的道歉信
這樁遺憾，沒發生在《幸福路上》，阿嬤不但被小琪理解，更甚至是她最依賴的親人，「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封道歉信，或是一種不滿足，其實小丸子也說過，她阿公很可怕，很大男人，會偷家裡的錢、偷看孫女洗澡，可是如果這樣去看待這個關係，誰要看這個電影？」
「所以故事要改寫。」彷彿是回答自己的問題，宋欣穎接著說，「很多人看完說，自己跟阿嬤的相處就是這樣；我們經濟起飛的這一代，都是阿公、阿嬤養大的，阿公、阿嬤對我們很重要，如果她們（指小琪與阿嬤）關係不好，這個故事就不需要出現了。」
或許不只是為自己而寫，宋欣穎無形之間，為整個世代寫了一封道歉信。
現實的遺憾，在戲裡得到彌補。小琪帶著阿嬤的祝福，走上北一女、台大，這條堪稱「血統純正」的升學道路，卻在出社會後，被賺錢壓得萎靡，片頭那句「幸福是啥咪？」問得雀躍好奇，長大後，「成為理想中的大人了嗎」，則充滿了無力。
於是小琪再次跟著宋導的腳步，在焦慮與不安中離開台灣；道完歉後，她還要面對自己的課題。
習以為常地走上岔路
「那也是那時期很多人的感受，很多人選擇移民，因為都被政治轟炸到精神衰弱，當時媒體還沒現在這麼紛擾，就已經快起肖了！」宋欣穎的聲線再次拉高了八度，顯然這是她人生中，另一個揮之不去的惱人記憶。
「很焦慮啊！譬如選輸了就去包圍自由時報，譬如邱毅一天到晚開車衝撞，然後2顆子彈整天叭叭叭，還有丟汽油彈的，」原來疊放桌上的雙手，舉起來激動地揮舞，宋欣穎比畫之間，道盡千禧年後的政局，有多動盪，「你就覺得好焦慮、好焦慮、好煩、好煩！」
2004年，宋欣穎離開台灣，原來在《自由時報》擔任記者、專跑日本娛樂新聞的她，來到京都大學唸電影理論，「因為日本是最容易拿到獎學金的，這是caculate，是計算的結果，我會日文，這個錢最多，我就只是想出國而已。」
到底是不是計算，實在難以定義。談到此處，宋導臉上則是愜意，「去到日本，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生活，人有餘裕時才會欣賞所謂的美感，才會去學茶道、去學日本人所謂孤寂的美，到那裡才知道，什麼叫正常的生活，但也可能因為我是outsi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