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多的是例子，但最貼切的莫過於漢代的「累世公卿」。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議下，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他的法家統治漆上儒家的色彩。而一連串的政治、社會生態焉然改變，尤其是選才制度的變化。朝廷設置了「五經博士」和「大學」，使儒學成為通向官場的管道，只要通一經便可任官。而此制度建立後，無可避免的「累積作用」也在發生。透過研讀儒學經典而有所成就的官員，會把自己提煉的菁華，傳給下一代。而下一帶有此基礎，當然較其他人更有優勢，最後代代相承便成為「累世公卿」，政治的舞台永遠有他們的身影。累世公卿所造成的權力結構，就是「今古文經之爭」產生的主要原因，因為一旦朝廷設了「古文經」科，便會影響他們的政治利益。
從上述的過程，我們就可了解為何修正式的「改革」會如此困難。霸權的強壓弱過程會逐漸深化不滿和對立，但在此同時，權力結構也會更加固化、穩定，有更大的實質力量壓抑反對勢力。改革觸動他們的核心利益，他們能維持霸權的關鍵，因此改革之路必定會受到他們許多明或暗的阻撓，迫使改革者退讓，甚至消滅改革者。最終改革就失敗了！但問題的癥結仍在、社會的矛盾仍存，對立只會愈演愈激烈，最終爆發大規模的衝突與革命。不管是霸權還是文明的累積，一切都會被清除、破壞。好處是可以把之前的權力結構清除乾淨，這就是為何歷史上，盛世之前都有一段長時間的亂世。盛世的繁榮不只在於制度的建立，還有亂世幫助它一切歸零，把深深固著的權力結構全數破壞，讓它一切重來。但缺點便是會造成文明藝術的浩劫與百姓的苦難。張養浩寫得好啊：「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累積」的過程，百姓得受盡剝奪；在衝突爆發的時刻，他們受戰火摧折，失去家園、尊嚴和生命。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霸權的建構與清除對人類都是一場浩劫。
但我看見一道曙光，從未來射向我們。
從解構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知識份子對「權力結構」和「霸權」有更深一層的檢討、認識。尤其是傅科。他的學說產生了漣漪效應，不同世界的知識份子開始去批判、反省他們自身所處的「霸權」。薩伊德在《東方主義》，從歷史的脈絡，去檢視西方殖民對東方所造成的扭曲與權力結構，進一步分析西方的可怕刻板態度。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挖掘沖繩人令人心酸的遭遇與他們被遺忘的歷史，進而透析沖繩的矛盾處境與性格。而大江健三郎更提出對自己「內地日本」的最強烈批判和反省。我們可以漸漸觀察出知識份子的良心反省有著「最積極的提醒作用」，把反省的力量擴散到民眾身上，漸漸喚醒他們的認知，並增強改革的力量，讓改革的力量足以對抗霸權，適時修正社會的不公義，讓文明有所累積又使制度有足夠的彈性適應時勢的改變。如此一來，大規模的衝突便可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