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的認識自己的「同胞」嗎？
我不知道「愛國」是什麼意思，因為「國」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愛的，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求職、一起投票、一起長大，看電影時在同一個點笑出聲，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後多半死於斯土。我們為醫療保險制度和所得稅率辯論，我們為學校的教學制度和媒體的尺度問題爭吵，我們為行政和立法權的分際、為司法的公正與否斤斤計較，我們為哪個政黨該執政機關算盡、搏鬥到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意味著波濤洶湧上只會有同一個命運--當希臘這條船觸礁時，哪一個希臘人可以倖免？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可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那些存在的敘述界定了我們的想像區，使得我們習慣地而且往往極為固執地認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
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2013年文化部推出「台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蒐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影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璜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麼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台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原住民胡秀蘭最記得的是小學同學被盟軍飛機炸死，死時高喊「萬歲」。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灣人的心情。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不慍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後立志環遊世界。（storytaiwan.tw)
開啟大傾聽的時代
二十世紀是一個倉皇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那個世紀的最深刻的胎記。我們在戰爭中消滅同胞凌虐同胞，在貧窮中推擠同胞踐踏同胞，在流離失所中踩掉了別人的鞋子也來不及舔自己的傷口--我們自己還痛著，哪裏有心情去多看身邊的人一眼。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可是，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煙滅的記憶。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是的，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下）（2015年7月18日於香港書展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