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人的自我認知，由於他們對中國和四周環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認知， 和因此發展的自我期許，也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發展為完全不同的使命感。
蔣氏的使命感，正如前後兩個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深深感受到：在東、西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犯和壓迫下，中國失去了幾千年為東亞中心的地位，屢經屈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喪失了民族的自尊。正如他前後時代的其他人物一樣，自我期許，中國的復興，不僅是國家的事，也是自己的事。他在上海所見所聞，西方人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凌和壓迫，毋寧更是切膚之痛。他自以為能夠得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將中國徹底地「現代化」，其中包括模仿西方發展產業，發展現代軍備，建設現代國家。同時，也正如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全盤西化與恢復中國文化傳統二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因為他私塾教育的背景，他選擇了第二條途徑。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即是期望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培育新文化。
蔣氏在日記中，反映的心態，時時自我警惕，要在儒家傳統中，自我提升品格。他自己所作的克己復禮功夫，使他對人際關係，既要顧全中國傳統的倫理，又不能躲開自己的權術，這就使他的作為，常為明眼人一眼看穿。譏評為矯揉做作，甚至於「偽善」。蔣氏確實一輩子沒有將自己的政敵置之死地，可是，無論他表面上如何與人相處，無論是友是敵，難得有人相信他的真誠。他的日記中，對於一些人，有很坦白的厭惡，可是，在面子上，他仍舊尊重和信任這些人。於是，終其一生，他只能以利與人相結合，而無法真正得到關鍵上的彼此相信。
任何人無法否認，蔣氏愛中國和中國文化之心，這一番民族主義，給予蔣氏力量，也因此，能吸引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抗戰前，以及抗戰期間，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領導。蔣氏建設新中國的大策略，乃是爭取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合作，在沿海都市地區，啟動發展與建設，盼望有了成就後，拉動內地和基層，達到全面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從上而下的發展策略。
他對中國畫下的遠景，以建設中國為主題，他能夠了解現代知識的重要性，因此，他重用各方面專家，在南京十年，短短期間，奠定了一些基本的建設基礎。在臺灣的工作，顛沛流離之餘，他也能夠相信專家，運用這些專家的特長，將臺灣從貧窮中，建設為將近現代的社會，使蔣經國可以進行第二步，將臺灣建設成現代的工業國家。
毛氏走了另外一個方向，他的最初理想，也是為了復興中國。在他接受馬列主義以後，雖然他對馬列的理解深度不足，對近代國際情形，也幾乎是全無所知，馬列主義承諾的大同世界，使他終生憧憬嚮往。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的程度，別出歧徑，他大量閱讀傳統小說，吸取其中謀略，以致用兵政爭，常見水滸三國的痕跡。在廣州，他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訊息；在他而言，這毋寧是得到新的天命：唯物史觀演化論下，歷史必然走向的方向。在他自己心目當中，中國的復興，不是為了中國而已，也是為了可以在中國領導下，實現世界革命。將人間改造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天新地。這個使命感，誠如上述，是一種「天命」，而他是「天命」的承受者。愈到晚年，他對「天命」的相信，愈是影響他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