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客來台觀光的配額限制與陸客來台觀光簽證申請手續繁瑣，而無法像中國政府今年七月起給臺胞IC卡免簽、落地簽，中國政府與大陸旅客多數會主觀認為是臺灣方面的政治因素作祟，用臺灣國安疑慮做藉口來，事實上，筆者認為臺灣政府有一半以上是考量社會因素。
筆者認為居民認為陸客來台觀光的負面影響會大於經濟利益的正面影響的原因，主要是陸客不文明造成臺灣民眾加深對大陸人刻板印象更加負面，逐漸會進而擴大影響臺灣居民對陸客來台觀光政策的支持程度與觀感，事實上這個政策是整體來說利大於弊，但民眾卻只看到弊的那面。
如果在旅遊人類學所衍伸與運用的主客關係理論或視角來解釋，是說明大陸遊客對接待地臺灣的社會結構產生的諸多影響，並強調遊客給接待地臺灣的文化、生活、社會帶來不利影響。
筆者在實際研究訪談互動過程中，可知道旅遊業界或部分居民，對陸客來台的「配額限制」措施是持正面與肯定的態度，除了一方面保護陸客來台的旅遊品質，也不致於破壞臺灣的旅遊資源，更重要的是居民也因有配額限制而不擔心國內旅遊的旅遊品質受影響或影響到台灣民眾生活的品質，而逐漸走向香港人排擠中國遊客或仇中的負面效應。
如果以社會交換理論的基本假設，人類的一切行為互動都是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滿足；而且提出那些能夠給我們提供最多報酬的人是對我們吸引力最大的人，我們總是儘量使自已的社會交往給自已提供最大報酬。
所以凡是對旅遊持肯定態度的居民多數是從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中得到裨益者，他們對旅遊產生的負面影響一般持寬容的態度；反之就會對旅遊持強烈不滿態度。
但是，在筆者的研究亦有例外的發現，居民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中雖然僅有相對少數的旅遊業者而非所有居民都得到好處，但民眾還是對陸客來台觀光政策多數采支持與認可的態度；雖然陸客來台觀光時所產生的不文明行為與脫序行為有影響到部分居民生活的利益，但多數台灣民眾仍采寬容的態度，臺灣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這七年來，也未曾發生類似香港人反對中國遊客赴港旅遊的嚴重抗議情事。
因此，筆者推論因為陸客來台觀光在旅遊行程活動中發生的不文明行為，僅是少數且未在多數民眾經常生活、工作的生活圈範圍內，所以基於臺灣人好客與熱情的性格，以及兩岸有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感，對陸客來台觀光的政策都持正面態度且支持，但亦有可能是因為兩岸的中華文化透過旅遊的人流相互傳遞的過程，而去逐漸適應與包容大陸人的不文明文化。
陸客開放來台觀光才七年，假使再繼續再開放十年後，大陸人的文明水準逐漸提高了，而居民可能會逐漸減少社會排斥；萬一大陸的文明水準提高的速度相對較慢，而陸客來台的觀光未來人數如像2008年到2014年的每年成長率如此的快，筆者認為臺灣社會乘載力逐漸趨向潰堤邊緣，亦有可能形成旅遊社會學中主客關係中旅遊對目的地的社會文化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從1976年Doxey的「憤怒指數理論」來看，筆者推估從開放這七年目前看似的「愉悅階段(euphoria)」目前已逐漸過度到「冷漠階段(apathy)」，甚至出現「惱怒階段(annoyance)」，最後可能演變成類似香港占中事件的「對抗階段(antagonism)」。這是兩岸人民與政府都不願意見到的窘境。所以呼籲兩岸的旅遊主管單位和臺灣旅遊業界，都要考慮旅遊目的地的環境、文化和社會影響，並且儘量減少負面影響，擴大正面影響。
綜上所述，配額限制是在陸客來台旅遊政策中防止海峽兩岸主客關係緊張的最後防線，期待能替我們守住的執政黨政府在未來與大陸協商開放觀光人數時能繼續持漸進性、逐步性的原則，而不是將單純的旅遊地與目的地的權力關係當作政治槓桿，但在話語權與賣方市場都在對岸的情況下，臺灣僅能以退為進地繼續用逐漸開放配額限制的措施來防堵與守護。
＊作者為前旅遊業界從業人員，現職為全職博士生。現居中國廈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