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10月30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長賴香伶，在市府辦公室內遭勞運人士李明彥持鋼筋敲頭攻擊，後來李明彥在被移送至北檢時，他對著媒體大喊：「5年了，我收到超過5百份公文，寄出超過1千封信，中油、北捷、榮總照樣標，被抓到也一樣標，台北市的公司還是同一間集團，只有勞工會受到迫害，這些高官、廠商完全都沒有事，被抓照樣標案，這樣吃勞工錢。」
為何一名攻擊政府官員的暴力份子，還如此大言炎炎地指責政府，且似乎義正辭嚴地為勞工權益發聲？如果大家還記得普悠瑪出軌翻覆事件後，有位普悠瑪上的外包清潔工，在重傷之餘擔憂自己沒有勞健保，付不出這一筆龐大的醫藥費用，其家屬更自爆在普悠瑪上的外包派遣工，不僅沒有乘客的意外賠償，也沒有台鐵正式員工的勞保給付，可謂是制度外的孤兒。如同世新大學教授、同時也是賴香伶的指導教授黃德北在記者會上所說的：李明彥的暴力行為當然應該加以譴責，但是他自己其實也是一個遭到體制暴力傷害的人啊！
黃教授進一步說明，對於台北市多家長期違反勞基法的外包派遣工公司，雖然台北市勞動局都曾派員進行勞檢及懲處，只是勞動局的處分太輕，且被查處有問題的外包公司第二年還可以繼續來投標與得標，這的確是現行外包制度與投標制度不合理的地方。這是李明彥將暴力施加在一個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身上也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問題。黃德北更希望這次流血事件能讓台灣社會全面檢討與改變現行政府外包與投標制度的弊病，不要讓政府部門工作的派遣工繼續成為血汗勞工。
這讓我想到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和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這一對哲學家朋友，對阿爾及利亞的內戰歧義所衍生出受害者與行刑者問題。在1954年到1962年期間，法屬阿爾及利亞為爭取獨立自決而開始反抗法國的殖民與統治，法國當局對反抗者當然是施加殺戮及鎮壓，可是反抗者也在阿爾及利亞、甚至在法國本土展開各項抗爭活動，其中也有一些是傷及無辜的爆炸行動。那麼，對於這些反抗軍，我們應該支持還是反對他們呢？
卡繆雖然也譴責法國當局的鎮壓方式，但是他對反抗軍的做法也不表支持，原因如他在1957年接受諾爾貝文學獎的演講中所說的：「現在有人在阿爾及利亞的電車軌道上放炸彈，我的母親可能就是電車乘客之一。如果這是公義，那我寧可不要公義，而要我的母親。」這也呼應了卡繆早年對納粹的看法，1940年時他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既非受害人也非行刑者〉，明白地表達他的立場：「我永遠不會再成為這類人的一分子，不管他們是誰，因為他們甚至願意對謀殺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