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科學到史學，為甚麼人們總是迫切追尋著甚麼是「真實」呢？在某個層面上，答案似乎是明顯的。因為如果沒有它，若干確定事務以及以它們做結論的確實性概念，例如客觀、不偏不倚、本質都會失去意義。日常生活中，我們教導學生要說「真話」、教科書的知識是「真」的、答案卷上的「正確答案」，甚至是基於真實而被定義的虛假，這些概念構成人類社會的部分，它們「被認為是」維持世界穩定的枝幹，也是求知慾的豐碩果實，倘若有天，人們不再能抓準那參照軸，那人們將無從辨別世界，而依靠真實建立的任何知識、經驗都將變成沒有用處的、虛無的存在，那以此建立的價值觀將會崩塌。
這種對確實性的慾望與恐懼不確定性的心理，造就了社會上對「失落」的懼怕，真實—事實的價值便在此處彰顯。人類社會在漫長的演變中，不知不覺依靠著事實運轉，而歷史，作為世人普遍認為與事實有關的學科，被定義為反映「過去」的學科也就見怪不怪。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來重新檢視一場為人所熟知的歷史事件，來看看就實際操作歷史研究的情況可能是如何，它能反映的過去有多少？
1968年捷克發生的重大事件，「布拉格之春」，[10]這波爆發於東歐的民主化浪潮，無疑是歷史學家書寫的重要對象，藉由史料，史家們窮盡心力挖掘出這事件的真實面貌，想要「如實的」還原現場，將史學做為學科知識的社會責任發揮到極限，「將真相重現給社會」。
在清楚敘述1968年發生的事情時，我們的確可以確立一些基本事實，透過檔案、新聞、口述，諸如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是誰？蘇聯領導是誰？在8月20日深夜華約成員國軍隊確實出現在捷克等等，我們實際上可以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何時發生、以及大致為何發生。
這些檔案、記錄片段實際上都是基於事實所記述的，但是歷史如果只停留在這樣的記事層面來看，它著實喪失了身為學科該有的使命。因為歷史學家是野心勃勃的人。他們不但想要發覺過去是甚麼，也想要了解這些事情如何和為何發生，它們在過去和現在的意義又是甚麼。[11]倘若只注意這些真實而平凡無奇的片段，卻忽略這些片段實際不具備解答事件的功能，它們只是如國中生寫日記式般的流水帳，是記事層面的撰寫，不足以構成有血有肉的歷史。
既然這些片段事實不具備所謂的「歷史意義」，那意義究竟從何而來？詹京斯認為：「任何的事實要有意義，都需深埋在解釋性的見解之中，這樣的見解顯然包含事實，但卻不是單純地從事實中無意產生出來的」。[12]
歷史學家將過去的事件呈現為一個有意義的敘事，而意義又不是來自於片段事實本身的實存，無可避免的解釋空間便誕生，史家要選擇將哪些片段、毫無關聯的事件，根據史家有興趣的主題將其組織成相互關聯的，能被了解的事件，透過脈絡與情節（plot）的編織，這類虛構的元素使歷史得以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