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即無法參加該組織的任何正式活動。這其中，尤以無法加入聯合國所通過的各項人權公約，最令人遺憾。人權的保障，本即具普及性，中華民國因不被繼續承認為主權國家而遭拒絕加入，對強調提升人權的聯合國而言，其實是莫大的諷刺。儘管如此，政府為彰顯對人權的重視，仍然願意遵守重要的人權公約。
2009年5月，立法院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施行法」，將兩人權公約轉化為國內法，成為我國法律的一部分，並賦予其類似特別法的較高地位，以檢視我國相關立法及行政措施。此項舉動除了對外宣示中華民國對人權保障的決心，願意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外，對內則可用以修正相關法制，具體提升人權，使我國晉身文明進步國家之列。
人權公約施行法的設計，別具心裁，對內不但朝野一致，對外亦頗獲國際社會肯定。之後，立法院又陸續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2011)；「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等，總計通過4部人權公約施行法，涵蓋聯合國5部重要人權公約。
過去幾年，筆者有幸受邀擔任行政院身心障礙權利者推動小組、衛生福利部兒少權益推動小組之委員。對於政府推動各項人權公約的努力，稍有認識。這四部人權公約施行法雖然是在馬政府時代所通過，但接替的蔡政府，仍然恪守施行法的規定，進行法規檢視、教育訓練及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國際審查委員，進行審查。人權的推動，在台灣顯然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這是民主國家成熟的表現。
人權公約的施行，難度其實比想像中要高。政府不但要額外編列預算及人力，還必須持續的與各方民間團體溝通，以回應其需求。例如，身心障礙者的障別即有數十種，對各種軟硬體的需求評估，就足令相關機關頭痛不已。就台灣人權的進步而言，這是必然的過程，中央及地方政府也責無旁貸。
人權公約施行法施行至今面臨了廣度及深度不足的兩項挑戰。首先，在廣度方面，聯合國的各項人權公約，隨著時代的進步，往往會增加一些任擇議定書，以補充或強化原來的公約。例如， 1991年生效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任擇議定書；1996年生效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任擇議定書；2013年生效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2002年生效的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2002年生效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2008年生效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