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種情境，均為１：５死傷評估的判斷困境，但從情境一到情境三的調查過程，支持「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比例，卻一路從八成下滑到近乎零。顯然，人們在進行道德思維判斷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是根據數字上的效益評估而已，而是隨著情境的逐漸複雜化，該數字效益的評估權重也逐漸下降，被其他更重要的道德價值觀所取代。這也就是邁克爾·桑德爾在該「電車難題」之後，所引發的效益論（Utilitarianism）與義務論（Deontology）之間的道德思維差異的討論。
原本這是一個學界常用的「道德兩難困境」（Moral Dilemma），我在平時的課堂上也常用來與同學討論，可是在這次的演講中，我卻看到截然不同的結果：從一開始的情境一到情境三，學生們竟然出乎意外地都選擇了不轉向、不推胖子下天橋、也不動手術，換言之，他們傾向於「不做選擇」，讓電車按原來的行軌路徑去衝撞軌道上的五人，讓原就重傷的五人因沒有器官可作移植手術而死亡。
我非常驚訝地問：「明明可以做選擇，可以考慮是否要犧牲一個人來救五個人的，但你們為什麼都不做選擇？」
沒想到學生們竟異口同聲地說：「老師，做選擇是要負責任的，如果我選擇了轉向或動手術，那麼這一個人的死傷，就會變成是我的責任；可是如果我不做任何選擇，那麼不論最後的死傷多少，就都不是我的責任了。它可能是電車故障或號誌不佳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結果，就跟我不在撥盤旁邊、也不在天橋上一樣，該發生的事一樣會發生。我只是不做選擇而已，不管結果怎麼都不是我的錯啊！」
答案很簡單：我只是當作我不在場而已，讓原本會發生的事就讓它發生而已，那五個人的死傷原本就不是我的責任。我驚訝之餘，把這樣的答案稱之為「電車難題的台灣版答案」。
雖然當下有些驚訝，但我還是把這場演講依原來的規劃，將效益論、義務論與德行性的各種道德哲學理論講完。事後我稍加思量後，我慢慢地覺察到這個「電車難題的台灣版答案」，其實在過去這十年來，我也曾在課堂上聽過的，只是那時支持這種答案的學生人數及比例並不多，讓我一直以為這只是少數學生的偶發想法而已，但是今天的這場演講，卻讓我真實地感受到這個答案的背後，早就是整個台灣社會文化的集體心聲了。甚至，我開始聯想到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的思想變遷、道德價值混亂、及官僚習氣的不作為，恐怕都與這個「電車難題的台灣版答案」有關。
首先，我想到的是1950年由弗勒德（Merrill Flood）與德雷希爾（Melvin Dresher）提出理論，塔克（Albert Tucker）命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此困境反映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並非團體利益的最佳選擇（參酌拙文＜談當代高教環境裡知識分子的囚徒困境＞）。當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進行看似最理性的思考判斷時，但卻可能犧牲的是整個社會的平衡考量，甚至導致社會崩潰。例如目前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筆者在很多場合與年輕朋友們閒聊之際，總是會聽到一種奇特的心聲：「政治又不關我的事，我幹嘛去投票？」是的，一種看似理性的思維，我為何要浪費自己的時間與精神去關心別人提出來的議題與訴求呢？性別平權或支持／反對同性婚姻與我何干？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種看以理性的自我中心思維，卻正在一點一滴地侵蝕我們社會上每一項公共議題的決策面，是我們的漠視與放任，讓台灣社會淪為少數人手中的鬥爭籌碼、利益掛勾的私相授受、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代相傳，但它犧牲的卻是廣大民眾的集體利益和國家社會的未來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