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看到「北漂青年」出現在台灣縣市長選戰中時一頭霧水，還以為是大陸惠台政策頻頻拋出後，愈來愈多青年人選擇前往北京就業成為北漂一族。後來才發現，原來此北漂非彼北漂矣──並非要遠渡對岸尋找新機會，而是指在「又老又窮」的家鄉高雄沒有理想工作，因而北上生活「漂」在台北的北漂。
三個北京人中一人來自外地
錯愕之餘也不免啞然失笑，不知該為這種「有樣學樣」兼具概念變通能力的選舉策略點讚，還是為島嶼內部對於「距離」太過有限的想像感到悲哀。也難怪政大教授陳芳明會在臉書直指這種競選口號「幼稚」，又或許「北漂」二字滿足了人們對於台灣疆域有「無盡之天南地北」的隱密想像？
「抄襲」其實也無妨，但即使北漂議題在選情中的能見度如此之高，我相信多數台灣人並不理解這個詞原本所承載的分量。
從台灣南部到北部打拚生活是否辛苦？當然，但這種身為「大環境下的小螺絲」所肩負的悲情，相比那些真正漂在中國北京的北漂，卻可能遠不足十分之一。韓國瑜說每逢佳節倍思親，中秋節從台北回高雄的高鐵票提前十二天就賣完了，但我想他大概很難想像，每年中國農曆新年的「春運返鄉」，提前一個月就已經一票難求，且遷徙過程也不是如高鐵九十分鐘就能搞定。根據二○一八年春運大數據顯示，動車組載客返鄉平均在途時間是五個半小時。
北漂的源頭很難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做為首都所能提供的各種優勢和發展機會，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中國人大量湧入。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就漂到北京的那批人，如今大都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北京人」，其中不乏如余華這樣的知名作家。
年薪三十萬人民幣仍捉襟見肘
《北京的夢影星塵》的作家洪燭曾將北京人區分為老北京（三代北京人）、新北京人（隨父母來京）和新新北京人。北漂就屬於最後一類，房子、戶口、工作統統只能靠自己。
從二○○○年起，北京每年平均新增長住人口六十萬人，每年戶口新遷入北京的約有十幾萬人。一二年已經發展到北京每三個人裡，就有一個外地人。
資源分配上巨大的不均衡，當然是人們選擇成為北漂的首要考量。以河南為例，其人均ＧＤＰ只相當於北京的三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則連北京的一半都不到（三五％）。中國一○二家央企裡，八十一家總部在北京；而北京的各個高新企業開發區，更為近一四○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但北漂的收入差距又非常懸殊，截至一七年，只有一四．六％的流動人口在北京買了房，而更多北漂依然對北京的高房價望塵莫及。在京十年以上的北漂群體裡，沒有戶口的占絕大多數，他們大多年薪二十萬到三十萬人民幣，一旦生了小孩就要面對生活上的巨大壓力。
公立幼兒園要求得有北京戶口，所以九五％的北漂家庭只能選擇私立幼兒園。到了小學階段，在北京的小學「借讀」需要五證齊全，十分繁瑣（包括戶口所在地要出具「無監護條件證明」）；而私立小學學費則動輒每年十萬到二十萬人民幣。所以一個三十萬淨收入的北漂家庭，不但永遠不可能靠一己之力買房，就連生活都捉襟見肘。
但這顯然不是最悲慘的北漂故事。北京近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指引下，為城六區和全市人口總規模畫下紅線，外來人口成為首要疏解對象。一系列包括收緊非京籍入學資格、整治「穿牆打洞」、遷移「低端產業」（如大型批發市場）的行動，都讓底層北漂們的生活難上加難。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去年此時，北京大興區新建村聚福緣公寓的一場大火，引發為期四十天以全市安全隱患大整治為名，行清理「低端人口」之實的大批違建出租屋騰退行動，許多外來務工租客一夜之間無家可歸。
騰退「低端人口」任務超前完成
如今一年過去，大興區新建村的流動人口從二千七百多人減少到一百多人，村裡的門店、小服裝廠、工業大院都已被責令停業，店鋪全部消失，只剩一片拆遷廢墟。原本生活在這裡的北漂打工者沒有落腳之地，只好選擇離開。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北五環外的朝陽區「畫家村」。
騰退的步伐在一八年繼續緊鑼密鼓進行，迄今已超額完成年度任務。或許某種意義上，台灣的「北漂青年」依然是相對幸福的，北上謀生縱使不易，但至少他們還不必擔心有朝一日會以「低端人口」的面目，被清理出繁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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