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今屆政改否決對建制派不會有絲毫損失，呼天搶地把否決責任歸在泛民也只是門面功夫，準備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打破泛民直選過半的定律，方是建制派磨拳擦掌的真正部署，在今屆地區直選泛民（十八席）僅比建制（十七席）多一席的前提下，打破定律並非異想天開的事情。
面對建制派步步進迫的限制，輕鬆地以所謂「和諧、穩定、團結」包裝，或把「投我不會發生佔領」掛在口邊，便能爭取不願改變社會結構的保守群眾支持。在擔憂他朝直選不過半或關鍵否決權不保時如何自處，更突顯當今找尋新願景的重要性，若然依舊重複那種「普選萬能論」或「議席寸土必爭」，迴避疏理民主派內部對中港關係的理解差異，未能回應當下時局的核心矛盾，只會讓整個陣營陷入失語狀態，繼續被特權階級主導政局發展。
街頭動員已達上限
誠然，即使親中陣營強硬進迫，引致非建制陣營出現有議席難保的疑慮，也總有激進派或所謂的勇武派，述說佔領失敗後理應放棄群眾代理人和代議士，亦即認為「和理非」地在議會抗爭已起不了甚麼效用，於是把希望放在行動激進化的討論上，指出若然港人能提高勇武程度，如當天某君沒有阻止行動升級，有更多抗爭者願作直接衝擊，甚至放棄非暴力原則或以武制暴，便能把普選甚至是更激進的訴求輕易拿到手。
作為積極推動公民抗命的學生，或多或少也會相信和重視直接行動多於議席增減的角力遊戲，但投身民主運動不單要了解對手實力，更要坦誠地面對自身局限，就是整場雨傘運動已向中共掀開公民社會的底牌，容我悲觀地說港人在基進行動的動員力已達上限，未來兩年在也難以重現雨傘運動規模的佔領。
固然我無意全盤否定直接行動的重要性，脫離所有政治脈絡地說，若果去年雨傘運動有1989年5月28日那一百五十萬人的話，奪回普選權也不是異想天開，但不論佔中三子、政黨地區、學界甚至是本土派，過往數年醞釀行動意識的教育文宣工作，最終也只是動員到不足萬人參與去年11月30日升級行動，而9月28日二十萬人的頂峰也在十月中旬迅速滑落。若過往三年的醞釀工作只是創造了雨傘運動，根本不見得梁振英任期完結前的未來兩年，行動者的激進程度會大幅提升，或願意付上更高程度的代價。
面對著部分議題如一簽多行和國民教育，政權在未來再因街頭行動讓步並非沒有可能，但當訴求涉及管治權問題，國家機器必會毫不留情地派出「速龍小隊」以強硬手段清場，以現時的實力我們根本難以抵禦。即使忽視支持公民抗命的比率未能過半的客觀狀況，我們也必須坦誠地面對一個政治現實，便是靠著現時公民社會的動員力，難在實以再在街頭運動上為憲政改革打開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