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精神病史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的意識，同時，我身為癌症生物學者的科學研究，也集中在基因的常態與非常態。癌症或許可以算是遺傳學最極致的變態──一個病態地複製自己的基因組。這個自我複製基因組的機器搭配了細胞生理，成為了一種形變的疾病。儘管醫學進步幅度很大，我們依舊無法治療癌症，使人痊癒。
不過，我發現研究癌症的同時也須研究其反面。在遭癌細胞侵蝕之前，它的常態是什麼？正常的基因組有什麼功用？它如何維持常數，讓我們看得出來彼此相似？又怎麼維持變數，讓我們看得出來彼此不同？常數與變數，或者常態與變態，又是如何以基因界定與記錄？
如果我們學會如何刻意改變我們的遺傳密碼，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要是出現這樣的科技，是由誰掌控它們？誰又該確保它們的安全？誰能當這種科技的主人？誰又會是其受害人？取得和控制這種勢必侵犯我們公私生活的知識，又會如何改變我們對社會、子女和自身的想法。
我們對基因的了解已經到了相當複雜而深入的程度，不再需要在試管中研究和變造基因，而是直接在原有的人類細胞試驗。基因位於染色體，染色體是細胞內絲狀的長條結構，其上有成千上萬連結成鍊的基因。人類細胞有四十六個這樣的染色體（二十三個來自父親，二十三個來自母親）。整組遺傳指令就稱為基因組（可以把基因組想成所有基因的百科全書，包括腳註、註解、指令和參考資料）。人類基因組約含有兩萬一千至兩萬三千個基因，提供建構、修補和維持人體基本的指令。近二十年來基因技術突飛猛進，我們可以解譯某些基因在特定時空如何運作，發揮複雜的功能；有時，我們也可以刻意更動某些基因，改變它們的功能，進而轉換狀態、轉換生理、改變個人。
這種由解釋轉變為操控的發展，正是遺傳學在學術之外造成巨大迴盪的原因。了解基因如何影響人類的認同、性別傾向或性情是一回事，想要藉著更動基因改變認同、性別傾向或行為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可能是心理系教授及相關神經學系同僚苦苦思索的問題，後者則包含了許諾和風險，是我們大家都應該關切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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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一連串的發現促成了生物學的革命，DNA經確認是遺傳資訊的來源，基因的「行動」也以機械的術語形容：基因把化學物質編碼，製造蛋白質，最後促成了形體和功能。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莫里斯．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和羅莎琳．法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解開了DNA的三度空間結構，畫出了象徵圖像雙螺旋，解譯了三個字母的遺傳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