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大學去了。當時的東海大學還沒有成立哲學系，徐復觀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親身經歷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來臺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實際上是因為跟徐復觀先生處得不好，他不喜歡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離開，給我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我父親時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當時他讓我感受到龐大壓力。他離開了，管不到我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感覺，成為我脫離師門的外在原因。
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就是我跟著他最後的幾年，我開始想儒家的缺點。這也是我一種自發的興趣，我想：「你們把儒家講這麼好，難道儒家就沒有缺點嗎？」我就把五四以後批評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間開始中西文化論戰，當時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雜誌發表後，徐復觀先生曾約我們以《民主評論》和《人生》做地盤寫文章反擊。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文星》，就找了前幾期來看，結果李敖的文章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和鼓舞，最後不但沒有參加徐先生的論戰，反而讓我從《文星》的讀者變成《文星》的作者。我對儒家的缺點發現得很多，後來我對儒家的批判在《文星》雜誌發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後就說：「你超過了過去陳獨秀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過的，入乎其內然後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發表的文章，後來收在《儒家與現代化》裡面，那些文章，在我現在看來是有些太情緒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催化劑。所謂催化劑，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臺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級，我教高中三年級。因為當時社會很保守，徐復觀先生知道我跟一個有夫之婦在談戀愛，其實人家早就在鬧離婚，只是沒離成。徐復觀先生說這種事情他不管，卻寫信告訴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後就給我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說：「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他說我生活剛剛安定下來就作怪，把我痛罵一頓。他的話是沒那樣講，但意思明顯得很，就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你看這個給我的壓力多大呀！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但師恩如山的老師給你開出條件來，你該怎麼選擇？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回想起我這一生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我就是有這個冒險的勇氣。
我離開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後，本來有一個可能和好的機會，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開朱子學會議的時候，陳榮捷也請了牟宗三先生。那時傅偉勳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關係，後來傅偉勳就告訴他的老師陳榮捷。他們就出了個主意，說等牟先生來開會時，他們出面給我們和解。在外國教書的人認為，這事很平常，這個不算什麼嘛，不應該有這麼大的恩怨，何況你這個學生離開老師以後，這幾十年，已開創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後來這個會，牟先生可能是因為身體受不了坐長途的飛機，所以最後他是推薦蔡仁厚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