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地說，新加坡如能孕育這種與執政黨截然不同的管治認知，利多於弊的原因，大概有三個：
第一，正如哲學家尼采所言，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 套在公共行政的世界、以「成本效益」(Cost Benefit Analysis)為例，不同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是決定如何計算「成本」與「效益」的關鍵，因此這看似「客觀理性」的分析，實際上也躲不開主觀判斷。既然如此，返璞歸真，讓民眾按不同需要更妥貼地自理，其實更能達致善治。這大概就是耶魯大學學者James Scott，在著作Seeing Like a State :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裡，崇尚地方智慧、抗拒中央規劃的原因；
第二，一般有關民主的文獻講權力制衡，都只聚焦於選舉。問題是，就算不是選舉威權主義、選舉在社會享有各種自由的脈絡下進行，如何確保當選執政的政權在選舉過後、在下屆選舉前，能尊重民意，仍然是個大問題。這問題衍生了「參與式民主」這類概念。「以社會為中心」的管治理念，可以視之為新的一種制衡方式──這種制衡，就是民眾自理，減少對政府的依賴。須知道，歷史中高舉道德旗幟的左翼，屢屢衍生殺人如麻的暴政，其一大原因，正是太相信「凡事需要政府來解決」、令公權力大至不能制衡。這種國家主義的遺禍、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
第三，「以社會為中心」的管治理念，其實與中國經典著作《道德經》所述說的「善治」，相當扣合。這部著作，講治道的，有這幾句話：「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不單是新加坡，這幾點同樣適用於香港、甚至台灣。恆久以來，我們不斷聽到「現代化」一詞，且也視之為「進步」象徵，卻鮮會意會到，所謂「現代化」，本質就是國家統籌一切、「有效率」地運用各種資源，實現各種目標。我們所處的時空，卻是教育普及、資訊爆炸、對資源如何運用與所為何事，也有林林種種、各式各樣詮釋的年代，也如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所說、是社會行動愈來愈不需要金字塔領導的年代。何謂「進步」、何謂「美好生活」，乃至我們在當下時空需要怎樣一種政治秩序之更新，正是思考“Empower your future”背後政治哲學的一大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書。此為文章增訂版，原文刊於台灣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