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與不選間 更重要的是政治誠信
然而，這牽涉到比政黨重組更深層的政治文化問題，更攸關台灣的政治信任。台灣長期陷於政客的權謀操作，民眾對政治人物信任度低，大家都是受害者。就以這次台北市長選舉為例，仍有不少藍營人士相信台北市選委會及柯文哲陣營使詐、趁機操作棄保；競爭陣營幾無信任度可言，在於過去有太多的選舉奧步的陰影，讓台灣落於信者恆信的犬儒處境，後遺症相當嚴重，長久而言，沒有基本互信的台灣，很難有共識來處理國家該共同面對問題。
所謂的政治信任或互信，也包括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承諾，選舉做滿任期就是一種；過去10年來兩大政黨都有政治人物任期未滿就到中央為官為案例，對政治人物而言地方選舉成了晉身之階，但對區域選民卻是不尊重、甚至背棄。最慘烈的例子莫過於這次的高雄市，民進黨在高雄大敗的原因很多，但是由非民選的子弟兵擔任替代市長，必然讓這個都市的市民失去和民進黨的連帶感。同樣的，如此權力計算操作，也加深了人民的不信任感。
可以選舉總統對台灣人民而言是民主重要的一步，然而我們卻沒有配套的政治文化，總統的零和競爭已讓不擇手段成為政治的常態；若要恢復政治信任，台灣政治人物至少要做到兩件事，除了包容，更重要的是節制；所謂節制就是：並非法律允許的權力，都可以使用到極致，過去我們看到太多政治上不知節制的例子，從陳水扁時代的操作防禦性公投到蔡政府的黨產會；柯文哲若有心要重建政治文化，建立節制的文化，可能比當上總統還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