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這個堅信告示牌為真的部分歷史可透過報紙與報導追溯。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關注。告示的故事曾經相當重要，而且影響遍及國際，上面的字詞應該就要是那樣。一九二〇至一九九〇年代的數十年來，儘管告示牌影響的層面略有不同，但持續發揮重要的影響，即便至今，依舊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這篇語調嘲諷但內容嚴肅的奇聞，外國報紙很快便發現了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開頭就說明種族排擠的真實歷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張告示牌只是迷思又引發了什麼回應。他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不僅論點合理，而且陳述清晰，然而引發軒然大波。指出博物館的告示牌是假造品，並駁斥傳說，此舉等於主張歧視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後來為此匆忙召開研討會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撻伐。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報紙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新聞發表的長篇文章，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這篇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惡意的字眼乃是歷史事實。《世紀》也被迫刊登這篇文章，承認錯誤且立即道歉。以知識辯論為主的全國報紙《光明日報》也刊出了刻薄的評論：「在中國的西方殖民者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公園入口前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犯罪的首要證據。」作者特別擔憂地指出：「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我也老早就撞進這起事件，不過不在上海，至少一開始不是，而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倫敦皮卡迪利柏林頓府（Burlington House）的皇家文物學會（RoyalSociety of Antiquaries）會議廳。當時我正準備在午餐時間演講，內容關於我的研究：上海英人與華人關係史，聽眾是每個月聚會一至二次的中國社（TheChina Society）社員。中國社於一九〇七年成立，宗旨是「促進中國語言、文學、歷史與民俗研究，以及一切中國科學、藝術、商業和社會事務。」創社當年第一位講者是中國的駐英特使。多年來，這個社團曾經邀請了多位知名的講者，社員在各式領域與中國合作，包括英國商人、外交官、政客、傳教士與學者等，還有許多中國訪客。聽眾聚集在溫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這才發現，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團集會幾乎變成了聚會場所。在場的老英國人，不是在中國出生，就是過去也曾居住於中國。我決定在演講進入研究主題之前，先從上海告示牌的傳說談起，以及公園規定與傳說中那塊告示牌使用的字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