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怡昕坦言，過程中獨派、統派等，各種政治光譜的人士都接觸過他，但舉凡可能透過資金來影響拍攝立場、詮釋角度的，絕對不能拿，「這個劇本，不是希望為哪個政黨服務 」，不能把劇變成別人置入的工具。
在商業投資人方面，則是另一種困境。「其實製作人就是跪人，下跪的人」，汪導笑著眯起了眼，眼裡透出一派樂天，「我中間接洽過很多企業、電視台、個人，但都一樣，很多人會跟你講怎樣不行、如何不可行，這是對未來的想像不夠勇敢，但台灣能走到今天，中間是花了多少勇敢？」
「我什麼時候失手過了？」馮賢賢陪他幹大事
上一次，為了拍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汪怡昕賣掉祖厝籌錢，這回沒祖厝賣了，他還是樂觀。樂觀自有貴人，在《少了一個之後：孤軍》申請文化部補助時，汪怡昕認識了當時擔任評審委員的馮賢賢，之後找上她當《國際橋牌社》的監製；大概是看好終於有人敢踏出這步，馮姐二話不說，立刻接下。
「從我們角度來看，把這個東西拍好、做好，就有機會打開國際市場，有這個眼光的，就進來一起做，我就不信台灣連這樣的人都沒有。」說得堅決，馮賢賢同時丟出過去成績：監製過《無米樂》、《幸福路上》，擔任公視總經理時曾推動《誰來晚餐》、《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等節目、戲劇，用自己的履歷幫汪導做擔保，「我什麼時候有失手過了？」
「在商言商，製片有算過啦，有算過有文化部補助3000萬扣掉後，剩餘的成本是可以回收的，不然我們不會去募資，不可能要人家投注定賠錢的生意。」馮賢賢說，他們甚至連收視率擔保的合約都敢跟電視台簽，收視率不夠高，損失由他們負責出。
2人說了這麼多，其實就是不要讓投資人賠錢。但這終究只是基本，會議室的白板上，流程表寫得密密麻麻，籌備這麼久，他們怎麼可能只滿足於不要賠錢？
製作兼導演 作品變得像賭注
遙遠又勇敢的期盼是，他們想改變一下影劇產業，至少要當第一個踏出去的「傻子」。
「台灣沒有好的影視生產環境。」汪導講的這句話，大概很多圈內人都會同意，說著他一一細數，僅管已有許多戲劇、電影受到注目，但從總體來講，受注目，甚至能夠回本的作品，比例極低，「這已經違反了市場的規則！」
論起導演制盛行，由導演一手包辦大小事的台灣影劇圈，汪導搖了搖頭：「台灣很多獨立製片，都是製作人身兼導演，這就是很手工業，沒有市場的選擇靈活度，還有對預算的控管；製片跟導演應該是對立的，導演希望創作可以發揮，預算就會高，製作則是要cp值高，台灣沒有這樣的傳統跟習慣，因此作品會變得像賭注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