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氏基金會近日對於反對日本菸草公司來臺設廠一事動作頻頻，並以「喪權辱國」的字眼質疑政府對於本案的態度；董氏甚至遠赴日本進行抗議，一副義正詞嚴的樣子。但反菸反到這樣氣急敗壞、口不擇言，也真教大家開了眼界。
其實，日本菸草公司是否在臺設廠，對於整體吸菸率的升或降根本沒有關聯性，因為沒有設廠製造的過去或現在，都不影響其相關產品的銷售。至於兒童及青少年將會「首當其衝」的說法，那更是毫無根據的胡扯。
董氏刻意地將香菸製造錯誤類比為毒品生產，並試圖以「喪權辱國」污名化正常合法的「臺日投資協議」程序，拿阿富汗、哥倫比亞等毒品製造、運輸國的惡劣國際形象，硬扯此舉將使臺灣成為菸品毒害的轉運中心。完全無視於本案能創造的就業機會與經貿機會的正面影響。
若依照董氏的邏輯，日本可以對外輸出設廠，而臺灣做不到，那臺灣不就好棒棒？而政府同意日本菸草公司來臺設廠，真的就「喪權辱國」了嗎？董氏何時這麼關心過臺灣的國家主權？
早在1980年代，日本與臺灣一樣遭遇了來自美國以貿易自由化名義的壓力，被迫開放國內的菸品市場而結束了專賣制度。1985年，日本將原本的日本專賣公社改制為日本菸草產業株式會社，同時努力拓展本國以外的海外市場。
時隔30餘年，這家公司已是行銷120多個國家，跨足菸草、醫藥、食品等事業，年營業額達6兆日圓的全球第三大菸草集團。但在同一時間，同樣也面臨轉型壓力的臺灣，又做了哪些努力？
事實上，以當時臺灣的技術與生產條件，臺灣菸業擁有絕不輸給日本的競爭力，因為臺灣有更優越的氣候條件與熟練的栽種技術。但差別是當日本的海外市場打開後，本國生產的菸葉早不敷使用，必須向外國採購以供生產，但臺灣卻是不斷削減契作面積，並任令這些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菸農不斷凋零。此消彼長的結果，當然就變成了日本的日本菸草公司走進來，而不是臺灣的臺灣菸酒公司走出去。
政府若真有企圖心，倒不妨利用此次機會檢討30年來的菸業政策，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與商業利益的面向，還應該以國家安全的戰略思維。因為，菸葉種植不只是高度技術密集的農業，農地也因此獲得多元性的利用。換言之，休耕、輔導轉作這種花錢消災式的敷衍政策，不見得是臺灣菸業的唯一選項。
政府同意日本菸草公司來設廠絕對不是「喪權辱國」，真正「喪權辱國」的是，這30年來虛無飄渺的臺灣菸草產業政策，以及有人藉此做不實的道德性批判。
＊作者為臺灣吸菸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陳麒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