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說過：「悲劇比別的任何文學形式更能夠表現傑出人物在生命最重要關頭的最動人的生活，它也比別的任何文藝形式更能使我們感動，它喚起我們最大量的生命能量，並使之得到充分的宣洩。」（朱光潛《悲劇心理學》）
這裡所謂的「宣洩」就是亞里斯多德在《詩論》中談到的悲劇的「淨化」（catharsis）功能；即人們透過觀賞悲劇故事，產生「恐懼」、「憐憫」之心，進而得到心靈上的淨化和洗禮。然而亞里斯多德畢竟是「後蘇格拉底」的哲學家，崇尚理性，認為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可以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解釋。因而他不喜歡「好人受難」的命運之說，由此把悲劇的產生歸結於悲劇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tragic flaw）所導致的判斷錯誤。而我更喜歡宿命的解釋，因為古希臘的宿命不是意味著絕望和放棄，而是與命運搏鬥和反抗，哪怕最終會失敗。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小說家阿爾貝‧卡繆在他著名的哲學隨筆集《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諸神為了懲罰薛西弗斯，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薛西弗斯一次次的推，巨石一次次在接近山頂上滑落。薛西弗斯明知他永遠不可能成功，但還是堅持著，一次又一次地推動著巨石。顯然，薛西弗斯不是「滾石」英雄。
卡繆從這個神話故事中，看到了人生的荒誕宿命。然而他借薛西弗斯的形象在對世人說：「我反抗故我存在」。薛西弗斯的精神，像希臘悲劇中面臨不可抗拒之力而仍然奮戰的英雄一樣，雖被命運擊敗，但意志永不屈服。卡繆說：薛西弗斯是荒誕英雄。其英雄的氣質「既出於他的激情，也出於他的困苦。……在他離開山頂的每個瞬息，在他漸漸潛入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推的石頭更堅強。」卡繆在小說的結尾寫道：「薛西弗斯是快樂的，沒有人可以審判他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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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在他的小說《牆》中亦體現人生「無路可逃」的宿命。沙特將人物放在被判死刑的特定環境裡：三名被牆圍住的死囚把自己的真實面目都暴露出來，他們如困獸般互相仇恨對立，但共同的命運又把他們連接在一起。在死亡面前，他們體驗了焦慮、恐怖與絕望。
雖然主人公巴伯羅與其他人囚禁在一起，但他感到孤獨；他一直為解放西斑牙而奮鬥，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有永恆價值，但面對死亡他卻不能再肯定自身的價值。巴伯羅被政府擒獲，被敵人判處死刑，他誓死不屈，一直拒絕吐露同伴拉蒙的所在。後來為了跟敵人開玩笑，故意說拉蒙躲在墳地，但拉蒙竟然鬼使神差似的躲到了墳地，正好被捉住。巴伯羅因此免受死刑，小說的結論是：生與死都是荒謬的，巴伯羅最終無法擺脫命運的嘲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