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是沒有看見漁工們的無助，而判決書上寫下的漁工處境若一日不改，台灣漁船上永遠都有機會再流淌誰人的鮮血：
「本件海上暴力事件直接原因固為船長與漁工間之偶然鬥毆，但為何最終會演變成殺人案件？探究本案被告等人之犯罪情境因素，我國許多遠洋漁船除船長及輪機長等幹部外，其餘基層船員皆為外籍漁工，薪資低微，又遭我國及印尼兩地之仲介預先扣除費用，實際所得所剩無幾，而船東尋求外籍漁工竟完全沒有任何資格審核或教育、語言訓練，外籍漁工毫無任何遠洋及漁船作業經驗、不通我國任何語言亦可上船工作，甚至於抵台翌日即出海，外籍漁工毫無適應及學習機會即需立刻面臨漫長、孤獨、艱苦的遠洋航行。
在海上需克服暈船、長時工作、不同於本國的飲食、狹小又無隱私的生活環境、幾無休閒娛樂、無法對外通訊聯絡家屬，全部財產僅有其攜帶上船的一個小行李袋，即便無法適應或與其他人難以相處，亦無處可逃、無人可傾訴。而船東、船長、輪機長亦多將外籍船員視為隨時可替換的生產工具，僅命其從事最低階的勞動工作，未試圖理解外籍漁工的生活習慣及文化，任由外籍漁工處於船上惡劣之生活條件，動輒以言語及肢體暴力方式管教，而境外雇用之外籍漁工更無法受我國法令規範保障，處境更為可憐……」
